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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围绕着君如何才能“明”
、臣如何才能“贤”
而展开的。
这些见解对于当时和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是起了一定劝诫和约束作用的，但也限制了司马光对于历史进程问题的思考，从而在历史思想上不免显得苍白。
但在司马光的历史观点中，有一点还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兴衰、得失、成败、善恶、是非等，是顾及“生民”
的利益的。
他在“进书表”
中说的“生民休戚”
、“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等语，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
在“臣光曰”
中，他在不少地方阐述了这个认识，认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善为国者不欺其民”
[35]。
他是在称赞秦孝公、商鞅“不废徙木之赏”
时说这番话的。
他也称赞“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36]。
司马光在他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中，还讲到“怀民以仁”
[37]，称赞唐宣宗“尽心民事，精勤治道”
，认为僖、昭之时“民心已离”
[38]。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这种重民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资治通鉴》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它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
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226种，而据清人统计则为322种之多。
其所引之书，不少早已不存，赖其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
《资治通鉴》在历史资料的摄取上之丰富，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顾炎武誉其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39]，都是公允的评价。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然大观。
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代乾隆官修的《通鉴辑览》、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是这些方面有影响的撰述。
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所著《通鉴学》一书，可窥其一斑。
在改编的著作中，《资治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是比较重要的，它们各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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