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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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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境界，他写道：
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7]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意识与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
《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
同政治家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
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
《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
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
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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