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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藉》篇指出《国语》作者把“宣王不藉千亩”
跟后来“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联系起来，显然是附会之说：“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
柳宗元甚至认为，所谓“战于千亩”
当是杜撰出来的，所以他写道：“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国语·晋语二》记了这样一件事：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齐桓公盟诸侯于癸丘。
晋献公将与会，途中遇到周王卿士宰孔。
宰孔先是挑拨齐、晋关系，阻止献公赴会；然后又对自己手下的人说：“晋侯（按指献公）将死矣！
……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
君子失心，鲜不夭昏。”
《国语》作者在写了这一段话后接着写道：“是岁也，献公卒。”
柳宗元在《宰周公》篇中批评说：“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
这里说的“无足取者”
、“吾益羞之”
、“其可取乎”
，等等，都是批评《国语》作者把毫无根据的预言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以至从历史记载上来“证明”
这些预言的不诬，这种作史态度是不可取的。
第三，批评《国语》作者把“后之好事者为之”
当作当时的历史写入史书。
如《葬恭世子》篇批评晋国国人歌谣和郭偃预言，说什么14年后重耳就可以回国图霸了，等等，“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郭偃能征之也”
。
柳宗元认为，人们对于“政之善恶”
的议论，不是不可以写入史书的，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利害得失，但是他反对把后来的“好事者”
的杜撰当作真实历史加以记载。
《乞食于野人》篇也是批评《国语》作者的这种书法：重耳在外流亡12年，一次乞食于野人，后者以土块与之，重耳大怒。
狐偃乃据此事预言12年后重耳可以得到这块土地。
柳宗元指出：“是非子犯（狐偃）之言也。
后之好事者为之。”
这两个例子说明柳宗元对于史料的鉴别是非常认真而又十分敏感的，哪些记载确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哪些记载确是“后之好事者为之”
进行附会牵合的事情，他都详加分辨，予以澄清。
他对《国语》的这一批评，是中国史学家求实精神之优良传统的突出表现。
第四，批评《国语》作者还存在一些书不当书之处。
如《筮》篇认为：晋国司空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又何载焉？”
这是反对以空言入史。
《国语》记：“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
’遂不视。
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
[253]这一荒唐的记载，显然也是后人附会之词，带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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