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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的这个思想在中唐以后史学的实践意义是很有限的，但它在当时却是一次耀眼的闪光。
第三，对“良史”
的再认识。
自两晋以下，关于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孰优孰劣的问题，史学家们争论得很激烈。
而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超出了史书体裁的范围，涉及怎样评价“良史”
以及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问题。
大致跟李翱同时的一位文学家皇甫湜（约777—835）在这个争论中撰写的《编年纪传论》，就是这样的一篇宏论。
皇甫湜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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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心”
与“迹”
、“适”
与“同”
，意为重在实质、不在形式，重在变化、不在雷同；作者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体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评判“良史”
的标准时，强调了“是非与众人同辨”
，这同上面所引李翱说的“天下公是公非”
几乎是同一个口气，可见此种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的末尾写道：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
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连同上文来看，这是进一步讲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这里提到的“体裁”
、“是非”
、“文”
、“直”
，是讲的史学继承的内容和标准，如能真正做到这些，且又充分体现“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就可达到创新，就可成为良史。
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古代史家，那只能说“好古”
，与继承和创新无涉，更谈不上成为“良史”
了。
上面所举的这几篇史学评论，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中唐史家之自觉意识的增强。
当然，其中有的史学评论并非出于史学家之手，但作为一种倾向，它们都是当时的史学思潮的反映。
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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