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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则是“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70]，“正史”
的书志和《周礼》对《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启示。
不过《通典》的分门立目，既不模仿《周官礼》，也不因袭“正史”
的书志。
同后者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经籍）方面的内容；二是增加了选举、甲兵、边防三个门类，反映出作者对于人才选拔、用兵之道和民族关系的重视。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二是重视论议。
《通典》以“典”
跟“通”
相连，表明了作者的会通之旨。
马端临评论《通典》，说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71]。
章学诚称它是“以典故为纪纲”
的通史，是“史部之通”
达于“极盛”
的唐宋时期的最早著作（《文史通义·释通》）。
这都是说的《通典》在会通方面的特点和成就。
《通典》重视论议，包括它详载历代“群士论议得失”
，也包括作者对史事所做的许多评论。
《通典》的论议，主要目的在于讨论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记言、记事的结合上也有新的创造。
章学诚举《通典·礼典》为例，指出：凡“博士经生，折中详议”
，“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
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
……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72]。
还有一种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叙典章制度与记“群士论议”
杂而有之。
第三种形式，是把“群士论议”
附注于有关正文之下。
这反映出了作者对“群士论议”
的轻重和处置是有所区别的。
《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论议，有叙、论、说、议、评、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历史见解，它们在本书中的价值比“群士论议”
更为重要。
其中，“说”
、“议”
、“评”
也各有不同的含义[73]，表明了作者在对待历史评论方面的认真和严谨。
要之，《通典》以分门囊括制度，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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