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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
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
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
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
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
这是盛唐时期的三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
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
[32]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
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
、“礼亦愆家”
[33];“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
[34]这是以“天意”
的名义来“雕刻人理”
、“增辉风俗”
;而这“人理”
、“风俗”
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
、“尊卑之殊”
的等级秩序(《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几议”
)。
盛唐时期的三部礼书与三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
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
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35]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隋唐皇朝时期,主要是唐皇朝时期,官修史书曾一度显示出人才上的优势、文献上的优势和组织工作上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后起的历代皇朝中,官修史书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创造性终究是很有限的。
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
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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