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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集中表现出史学家对史学内容认识的开阔和撰述的热忱。
如：于“正史”
，自西晋以下，“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
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
于杂史，自东汉末年，“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
于杂传，自曹魏始，“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
。
于谱系，“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
，等等。
这些都是“史官之事”
或“史之职也”
[4]。
综观刘知幾《史通》的《六家》、《杂述》、《古今正史》等篇，亦可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
其《杂述》篇云：“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5]他说的“近古”
，指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其所举之书来看，则主要出自魏晋南北朝。
刘知幾把“史氏流别”
概括为10种：
一曰“偏纪”
，如王韶之《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是“权记当时，不终一代”
。
二曰“小录”
，如戴逵《竹林七贤论》、王粲《汉末英雄记》、萧世诚（梁元帝）《怀旧志》、卢思道《知己传》，是“独举所知，编为短部”
。
三曰“逸事”
，如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是补国史之遗逸。
四曰“琐言”
，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孔思尚《宋齐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乃“街谈巷议，时有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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