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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二是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会上。
从《春秋》、《左传》起，“诸华”
与“诸夷”
的历史，就成为古代史家记载的对象与范围。
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周边各族都写到了，从而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动的历史画卷。
历史上尽管有所谓华夷之辨，但写多民族的历史确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炎帝成为中国文明史的源头，在《史记》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思想传统和历史影响始终没有中断，从十六国到辽、金，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到现今的“多元统一”
的民族观、国家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
从《左传》记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
[245]，到辽、金、元统治者主持翻译汉文史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推重“五经”
、“十七史”
，以及隋唐以下历朝皆尊《魏书》、《北齐书》、《周书》、《辽史》、《金史》等为“正史”
，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础上总汇为“二十四史”
，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而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第四，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246]，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
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
[247]司马迁写《史记》，重视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的人；他推崇《春秋》，认为它“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248]。
可见，他是很自觉地意识到撰写历史同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关系的。
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强调。
上面讲的“畜德”
，是基本的一条。
此外，史学家还从治身、治世、明道几个方面说明史学之不可荒废。
唐代刘知幾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
《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249]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
和“示后”
的作用；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
、“善可以示后”
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
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
刘知幾在本篇末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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