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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史家修养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它同史学是否能真正发挥出其社会作用联系起来看待的。
社会为什么需要史学？他认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史学之种种成果乃是前人历史经验教训、可为后人借鉴的载体。
这同刘知幾说的“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的道理是一样的。
而曾巩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这种载体可能会有负社会之所托的种种原因，即“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
他说的意、实、理、辞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前人都提到过，但像他这样做综合表述的，还不多见。
曾巩进而从正面论到他对“良史”
的见解，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187]这里他又提出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可分别理解为为史之明、为史之道、为史之智、为史之文等几个方面的要求。
这就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基本见解。
结合刘知幾的才、学、识“三长”
来看，曾巩说的意、理、智，都属于史识范围；实、明，当属于史学范围；辞、文含义相近，属于史才范围。
他说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有超出才、学、识“三长”
的地方，这是中唐以来史学经世思想发展的反映。
因此，曾巩提出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的命题，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
曾巩的史家修养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的：“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188]他把“良史”
提高到“天下之材”
的高度上来认识和要求，从而超出了仅仅从史学范围来讨论史家修养问题，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曾巩的史家修养论中包含有对史家品质上的要求，但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提得明确。
章学诚在史家修养论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
这个极重要的范畴，并对其做了比较深入的阐释；二是他对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三长”
说做了理论的说明。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书教》、《文德》、《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多次论及才、学、识。
他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
[189]又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
才而不学，是为小慧。
小慧无识，是为不才。
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
[190]表明他是肯定刘知幾的史家“三长”
说的理论价值的。
他还对才、学、识三者的关系做了辩证的说明，而尤其强调史识的重要。
刘知幾只讲了才与学的关系，章学诚发展了他的观点，同时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
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于是他进而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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