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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从典章制度的制定、演变，探讨它对于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全面地突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意义。
《史记》和《通典》都足以证明，史书体裁绝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这也是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一个方面。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
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
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在二体孰劣孰优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
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
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
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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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时指出，衡量“良史”
的标准是“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
；达到这个标准，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是传、是编年，都应当予以肯定。
皇甫湜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
的不足，有利于史书的“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
，因而是合理的。
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好古”
的倾向，无裨于史学的发展。
《编年纪传论》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
文中提出“尽事之本末”
的要求，对酝酿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
从《春秋》、《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奠基著作问世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史记》问世后约八九百年，有影响深远的典制体通史《通典》的诞生；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数百年的讨论而有《编年纪传论》的撰写，在《通典》与此论之后约三百余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
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史学的发展，史家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交互影响，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过程。
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所采用的几种主要体裁。
编年体，在《资治通鉴》问世后，有重大的发展；纪传体，在《汉书》问世后，历代正史都仿效《史》、《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干；典制体，《通典》问世后，续作蜂起，乃有“三通”
、“九通”
、“十通”
的形成；纪事本末体，自《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出现了历朝纪事本末的撰写。
此外，中国史书还有学案、表、图、史论、史评，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成就。
同时，各种不同的史书体裁在运用、发展中，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综合的趋势，使各自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趋于完善。
这些史书体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书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当代史学发展中，它们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历史撰述上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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