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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
，本应“义例所通”
[52]，“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53]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
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
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54]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
[55]。
从今天的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意识的反映。
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
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还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上，严厉地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指出：“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
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
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
[56]这一方面是从经与史的历史命运的不同考察了史学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指出了重经轻史倾向的错误。
钱大昕的这些话是嘉庆五年（1800）写的，40年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学的空疏进一步暴露出来，而史学则在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的历史潮流中发挥着作用，经受着考验，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
这个事实证明了钱大昕从经、史地位的升降来看待史学发展确是卓见。
20世纪初，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一百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
，力倡建立“新史学”
。
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
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
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
[57]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此期间，已经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58]由此可见，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史意识的中国史学，从20世纪初开始，在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处在世界同行的后进地位了。
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了它的艰难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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