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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所言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
[9]，“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10]，这里提到的“史记”
也都是指史书而言。
三国以后，以“史”
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
孙权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他还希望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
三国吴人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
[11]、张温则撰有《三史略》[12]。
西晋史家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于序中说：“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
[13]“三史”
，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
到了晋人杜预撰《春秋左氏传序》时，文中所说的“史”
、“史记”
、“国史”
、“旧史”
等，多指史书而言，而且也确用了“史书”
一词。
他这样写道：“其（按指国史——引者）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魏、晋以下，称“史”
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说“史书”
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
如南朝宋人范晔自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
[14]。
他说的“史书”
比杜预所说，视野上更开阔了。
古人赋予“史”
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
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了更长久的年代。
如果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15]，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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