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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程朱理学再次高踞庙堂，并确立了其在官方哲学与道德领域的独尊地位，重塑了崇儒重道的清代文化格局以后，清初的文人士族阶层，便产生了一种明显复归传统的复古潮流。
例如：程朱理学要求士人阶层必须清高、廉洁，不能亲近钱财，不能亲近商人，否则便会玷污作为士人的纯洁。
因此，清初以降的士人饮茶风尚，又重新回归到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的传统审美，明末涌现出的诸如世俗快乐、感官享受、人性欲望以及精神自由等思潮，重新又被严酷地束缚在封建传统、理学条文的牢笼里。
当饮茶方式再次被儒家赋予浓重的自省、养廉、雅志、修德等教化色彩以后，以追求生命感性存在与物质享受的具有世俗之美的工夫茶，自然在以儒家为正统的文人士族阶层，失去了培植其生存、发展、壮大的土壤。
于是，工夫茶只能在封建统治薄弱、商品经济发达的少数地区，偏之一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清代雍正珐琅彩茶盅，高4.4厘米，口径7.2厘米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知道，最早敢于以小酒杯酌客，并把茶的烹饮精致化、世俗化的，是明末金陵的闵老子。
他把品茶的个人雅兴，通过七十余年的钻研精炼，逐步提升成为高超过人的专业技能，并且很成功地把自己的精湛技艺与盛名赫赫，进一步地商品化、世俗化了。
明末清初的松萝制法，深刻地影响了武夷岩茶的诞生。
黄山僧人在传授松萝制法、改进武夷茶的过程中，一定会演示、传授松萝茶的泡法与品饮技艺的。
一个创新并模仿松萝茶的新茶类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泡茶手法、品饮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创造，只是模仿到了十足时的一点儿新花样。
任何人的成长，任何风尚的形成，都离不开对优秀的模仿。
因此，在武夷松萝的冲泡方式中，一定会带着挥之不去的松萝茶瀹饮泡法的影子。
而在明末清初，对松萝茶的研制与瀹泡技法，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人，能比茶道大家闵汶水的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了。
在明末，上至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下至秦淮名姬，都以能得到闵茶或者能到花乳斋品茶为幸事，故闵汶水瀹泡松萝茶的技法、对茶器的选择与审美，必然会成为松萝茶泡法的最高典范，深刻地影响着或提高着爱好松萝茶的人们的泡茶水准。
袁枚在武夷山寺为之一新的工夫茶体验，让他意识到用小壶、小杯品茶，其滋味会好于大盏。
如果再像原来那样去粗放地饮茶，是很难品出茶的舌有余甘、味外之味的。
道光十二年（1832）编修的《厦门志·风俗记》记载：“俗好啜茶。
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
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
文火煎之，如啜酒然。
以饷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流俗其所喜好的“文火煎之，如啜酒然”
一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用小酒杯替代茶杯喝茶，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感觉像是在品酒，这是否仍会让我们想起张岱、周亮工、陈允衡眼中的闵老子来？“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
（《陶庵梦忆》）。
“见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
（《闽小记》）。
“汶水君几以汤社主风雅”
（《花乳斋茶品》）。
咸丰年间，寄泉的《蝶阶外史·工夫茶》中有：“工夫茶，闽中最盛”
“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
的说法。
这基本可以证明，咸丰年间的福建某甲家巨富，在品饮工夫茶时，用的仍然是小酒杯，或者是参照酒杯形制仿造的小茶瓯了。
一个新茶类的诞生，一定会引起品饮方式的变化，相应的茶器与审美，必然会随之改善与调整。
这种饮茶方式的全新改变，通过顺藤摸瓜，追本溯源，从中仍能感受到，闵汶水的松萝制法、松萝饮法对当时武夷松萝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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