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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待客饮茶之际的换与不换，其中蕴含的不只有恭敬和尊重，也有人生的黯然与悲凉。
明代顾元庆编写的《云林遗事》记载：“倪元镇素好饮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状，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
“只傍清水不染尘”
的倪瓒，虽然一生睥睨世俗，曾当众嗤笑宋代皇室后裔赵行恕为不识茶之风味的俗物，但是，他所标榜的清雅脱俗的清泉白石茶，究其本质，仍是明代文人眼中不够清绝的果子茶。
罗廪在《茶解》中批评说：“至倪云林点茶用糖，则尤为可笑。”
为什么在民间吃种类丰盛的果子茶，会被文人贬低、鄙视，而倪瓒吃果子茶、乾隆皇帝吃三清茶，就能被同道人所赞美、所仰慕呢？其实，历代文人诸多自命不凡的标榜与吹捧，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评价标准及话语权大小的问题，与事实的真相关系不大。
无论是什么茶，无论是如何饮？都是形式与皮相。
只要心无俗气，俗中求雅，饮茶方式哪有雅俗之别？雅俗之隔，无非是胸中数千卷书耳！
乾隆皇帝描红御制三清茶诗茶碗，高5.6厘米，口径10.7厘米
清代乾隆皇帝，在《三清茶》诗后自注云：“以雪水沃梅花、松实、佛手，啜之，名曰三清。”
民国前后，潘宗鼎的《金陵岁时记》也写道：“盐渍白芹菜，杂以松子仁、胡桃仁、荸荠。
点茶，谓之‘茶泡’。
客至则与欢喜团及果盒同献。
果盒以山楂糕，镂成双喜字及福寿字式，最为精巧。”
袁崧生的《戢影琐记·咏茶泡》诗云：“芹芽风味重江城，点入茶汤色更清。
一嚼余香生齿颊，配将佳果祝长生。”
此处的“佳果”
，是特指长生果，也是南京人对花生米的俗称。
由此可见，从明代到民国前后，以茶瓯撮泡的果子茶，始终在各阶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源远流长。
文人雅士批判撮泡茶，失去了茶之真味，并夺茶之香之色。
要保持、追求茶之清雅、真香、佳味、正色，这都没有过错。
但是，无论是在民间市井，还是诗礼簪缨贵胄之族，一盏果子茶，不都照样吃得不亦乐乎？谁雅、谁俗？与吃什么、喝什么并没有多少关联。
于此也能洞见，只要放下自己的执念与分别心，饮茶并无高低、贵贱、雅俗之分。
因此，《礼记》有：“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
饮茶的雅趣，在于涤凡心、移性情、养俭德、致中和。
而不在于心之分别的茶之粗细、饮之清浑。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此刻，有谁还会在乎，李清照饮下的，究竟是一杯清酒，还是一壶浊酒？一开口，便会俗。
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茶之用芼，胡桃、松实、脂麻、杏、栗任用，虽失正味，亦共咀嚼。”
“芼”
，在此处可引申为茶料。
王祯能把果子茶的吃法，写进农学巨著《农书》，基本可以证明，撮泡法在元代并不陌生，甚至是社会各阶层司空见惯的饮法。
北宋时，苏轼的知己良友王巩，在《甲申杂记》中写道：“宋仁宗朝（1023—1063），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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