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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刊在《哲学研究》上的《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我感谢《哲学研究》的编辑同志，在我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发表我的文章。
接着我又写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对抽象人道主义进行了抨击。
我说：“人性的复归是美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哲学语言”
，“尽管抽象人道主义的温言暖语能给心灵带来暂时的慰藉，但不见得是增强肌体、愈合创伤的良药。”
后一句话，是我对有人以“**”
十年为依据宣扬抽象人道主义而说的。
“**”
十年中惨无人道的不法行为应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肯定，但抽象人道主义绝不是疗病济世的良方。
我们应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
十年进行历史的反思。
不久，我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
那是1983年1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前。
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诸如人道主义、异化等，都表达了我们的看法。
我们不同意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应该允许争鸣。
一个知道什么叫棍子的人是不会随便打棍子的。
但坚持真理并不是打棍子。
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抽象地宣扬“人是出发点和归宿”
之类的观点保持沉默，倒是应该打屁股（不是打别人的屁股，而是打自己的屁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又写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1987年我出版了《走向历史的深处》。
这本书突破了早期范围，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较系统、完整的探讨。
我把这本研究马克思历史观的书取名为“走向历史的深处”
，是有所感而发的。
一些学者把文化心理结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作为历史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语言跨向唯心主义历史观。
我在这里着重探讨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我看来，主体性、自我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对于理解历史非常重要，但仍然是属于历史活动的表层，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要解决的，正是表层后面深层的东西——揭示决定文化和人的意识的深层结构，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社会规律的形成和实现当然离不开主体的活动，它是在人们的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客观关系的规律。
但社会发展的趋向并不决定于人的意志，相反，是在众多的意志相互排斥冲突中形成的一种合力作用。
我们应该把规律的逻辑表述和客观规律区分开来。
科学规律是纯粹的一义的，而客观规律则是在一连串偶然性和各种偏差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最深层的东西。
1989年，我与我的两位学生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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