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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三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
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
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
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
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
的反动组织。
1965年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
他们分别被判两年和三年的有期徒刑。
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
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
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
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地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
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
他们两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
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
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
在“中华民国”
，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
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
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各级“政府”
。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
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
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
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
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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