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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
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
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
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
。
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
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
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
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
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在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
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
，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既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
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
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其继任者（3）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
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丹尼尔·苏尔坦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
赫尔利和魏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
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
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
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威手下留下的人。
但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
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
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1．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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