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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元自己也没“锚”
，尤其金融危机后，一轮轮的量化宽松，滚滚美元洪流“飞”
向全世界，许多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
。
那么究竟信用货币该以什么为“锚”
呢？关于这点，议论纷纷。
我国学者周其仁提出以中央银行行长为锚。
他认为，“在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的制度安排’终究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
因此币值的稳定取决于中央银行行长是否能顶住压力坚守原则。
在他看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就是美元重建的“央行行长之锚”
[17]。
显然这一看法具有浓厚的货币主义学派的味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和我国学者黄海洲提出了国家资本结构理论。
他们借鉴金融学中的公司财务理论，将国家比作是一个公司，而公民则是公司的股东。
一国的主权货币以及本国货币的国债相当于“股票”
，而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从其他国家借入的钱相当于是公司“债务”
。
当一国超发货币造成通胀的时候，相当于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增发，在一国经济水平没有发展的情况下，“股本”
被稀释，“股票”
价格自然下跌。
向其他国家借钱固然不会存在稀释“股本”
的问题，但是债务多了就会有破产的风险。
一个国家应该借多少外债、发行多少货币、增加多少外汇储备是个大问题。
他们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尽量少借外债以减少国家破产风险，但过量发行货币或以本国货币发行国债（股票）又会增加通货膨胀（稀释成本），最优资本结构应使二者达到平衡。
外汇储备则可以减少由外债引发的国家破产风险。
不论是股权融资（发货币）还是债务融资（借外债），资金应该投向收益为正的项目，这样才能使“股票”
增值。
如果资金投向无效的项目，那么要么导致“股票”
跌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要么引发债务危机。
其实无论是以“中央银行行长”
为“锚”
，还是以别国货币为“锚”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货币币值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大幅度贬值，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全世界都相信，你做出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承诺是可信的、可靠的。
一种货币是否能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最关键的也是建立起让全世界都承认的信用。
归根结底，一国货币的“锚”
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提供保证的一套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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