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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天赋差异的，一部分人可以比普通人更聪明、更努力或者运气更好。
为了更贴近现实，李迅雷进一步修改了游戏规则，假定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是不一样的，但每一轮获得收入的机会是均等的，以此考察初始财富值对最终财富分布的影响。
结果显示，初始财富最少的“穷”
人，最终只有13%能够进入到“富”
人的行列；初始财富最多的“富”
人，最终只有5%会“堕落”
为穷人。
以小窥大，纯粹从概率上来说，即使在最公平的规则下，“屌丝逆袭”
也很困难，而富人穷困潦倒的概率也很低。
财富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
依赖性，个体间贫富差距打破的难度是很大的。
引用这个例子不是说赞成扩大贫富差距，而是指出即使是在客观平等的情况下，也会自然产生贫富差距。
如果单单从效率上讲，一定程度（相对均富而言）的贫富差距是好的。
均富带来的问题是追求财富的动机会减弱。
如果我通过自己努力或者承担风险（比如创造一个新事物、开发一个新产品）所得到的财富大部分被拿走（高税收），那我为什么要努力，或者说去承担风险。
如果不需要努力我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我没必要去工作。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内的社员几乎没有贫富差距，但是生产力却很低下，因为我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我为什么要拼命干活呢。
所以在那种体制下，经常会出现农活时间，社员们扛着锄头在田间聊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但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凡事都有个度。
当前的贫富差距显然已经超过了兼顾效率所需要的那个度。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金融资产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他的研究发现，财富层级越高，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
在平均财富为100万欧元的人群中，房地产约占其总财富的一半。
在2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的人群，其房地产的份额不到三分之一。
而在1000万欧元以上的人群，其主要财富形式则是股票等金融资产。
皮凯蒂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300多年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
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要35年。
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显然资本所占有的份额远大于劳动收入的份额。
最近十几年，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愈发明显，美国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钱更多地流入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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