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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假设前提是不是任何时候都完全成立，其对物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首先看托宾Q的作用，它是连接资本市场与实物投资的节点。
关于股票上涨企业减少并购，然后通过投资新设工厂扩大生产这一说法，理论界一直对现实中这一效应是否显著有争论。
至少在中国这一理论很难成立。
与美国依靠直接融资（上市、发债）的市场不同，我国主要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企业总量，能够上市的企业比例很低，主要是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基本都是本行业的龙头。
很多新兴的科技企业（比如阿里、腾讯、蔚来等企业）很难迅速在国内上市，无论股价高低，一般企业很难去兼并这些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扩大生产主要还是靠投资。
从数据看，中国发生的企业兼并收购数量远低于欧美。
第二个假设是股票上涨的财富效应会刺激居民投资。
这一点同样很难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7（收入增加10元，会有7元用于消费），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只有0.06（金融资产赚10元，只有6毛钱会用于消费）。
国内学者对我国资产财富效应的分析，也都完全验证了这一点。
臧旭恒博士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城镇居民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39。
我国学者贺菊煌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全部居民资产边际消费倾向是0.0506。
实际上，作为一种价格不稳定的资产，股票的财富效应恐怕更低。
这并不难理解，劳动收入的增加一般是稳定的，而资产价格是不稳定的，只要股票一天没抛售就是纸面财富，随时可能变成负值。
最后按照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当人们手中的货币增加时，人们就会增加商品和金融资产的配置。
但是到底是商品配置的多还是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呢？上节的阐述可以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钱没有流入生产和消费环节，而是更多地流向了资本市场，西方国家普遍物价低迷，有的甚至在通缩中苦苦挣扎，而股价却节节攀升、连创新高。
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价格这种“冰火两重天”
的情况无疑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
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一次演讲中提出，应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考虑。
[23]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低通胀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也动摇了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物价统计并不包括金融资产价格，特别是占据居民支出最大部分的房地产因被视为投资而没有纳入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仅是将租房价格纳入。
周行长认为中央银行关注通胀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居民福祉。
从居民的角度看待通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特定的收入能购买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准，这既包括特定篮子的物价指数，也包括篮子有什么重大变化；二是通过工作赚取特定收入的代价，是十分艰辛、疲惫呢？还是较为从容、轻松甚至愉快？
从这个角度衡量，资产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支出结构。
比如，在我国，很多人自嘲说自己是为银行打工，这是因为很多家庭每月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还房贷。
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房价的上涨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与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效果是一样的。
再比如，大家的养老金大多是投向资本市场，倘若现在资产价格处于高位，这意味着未来价格将回调，降低养老金的投资收益，那么大多数人要么会多缴养老金，要么节省消费多储蓄为退休生活做准备。
这也同样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因此，“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不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但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
通胀及其测度问题面临若干挑战。
过去看似很成熟的通胀度量，现在看来并不理想。
当前的度量显然存在着忽视投资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问题。”
关于金融资产对于经济的影响，历次金融危机的后果就是例证。
而且不仅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近年来，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导致的另一个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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