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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原则上是对的，但这段话需要补充：货币，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从来都需要以信用作为前提和基础。
所不同的是，自1971年尼克松关闭美元和黄金的窗口之后，世界信用货币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1）世界各国信用货币从此成为基于政府信用的信用货币。
也就是，各国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单一化：信用即政府。
政府信用的质量决定了该国信用货币的币值。
（2）世界各国信用货币要以美元的信用作为锚。
也就是说，除美元之外，其他国家的信用货币都建立在本国政府信用和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所谓的汇率现象。
进一步说，1971年之后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替代固定汇率的时代，也就是进入本国名义的和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货币贬值率，不仅受制于本国经济的影响，还受制于该国货币与其他国货币汇率的波动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的“频率”
并非是相同的。
常常发生一个国家基于平价购买力的货币通货膨胀率和基于美元的货币贬值率的变化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甚至彼此分离。
例如，在前南斯拉夫、苏联、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都发生过本国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发生数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以上贬值，却并不意味着本国通过购买力所体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同样的水平，这样的现象很是值得研究。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利率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再是个别的现象。
这样的利率形态的重要后果是：一方面，并没有导致传统CPI的高涨；另一方面，却全方位地减少了投资的成本，导致资产价格的上升。
资产价格的上升或多或少有利于就业的扩张，而就业的扩张却没有直接引发通货膨胀，于是，菲利普斯曲线失灵。
在这些新的经济的和货币的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作者直指当代货币中的核心问题：“货币供给由谁决定？”
作者的答复是：“政府或中央银行。”
作者进而提出：“那中央银行的钱哪里来的呢？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
于是，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前面所说的货币不仅具有内生性，也具有外生性。
因为货币经济已经从仅依附实体经济，且为国民经济活动水平所决定，转变为货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货币完成了从宏观经济中的因变量到自变量的转型，这就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所在。
这也就是所谓货币化的最新阶段，甚至最高阶段。
多年来，人们讨论中国高速发展和货币现象的时候，常常用M2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或M2总量占GDP规模的比重，以说明中国货币供给过大，隐喻中国存在高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化的危险。
这样的忧虑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
问题在哪？在过去20年间，中国存在着两轮货币化：第一轮货币化发生在中国从非货币化向货币化转型期间，从1980年开始，持续到2010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从旱田到水浇地的转型，需要非常态的“灌溉”
，导致超额的货币供给。
第二轮货币化是在中国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后，进入货币经济主导传统实体经济的历史阶段，唯有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扭转中国资产、劳动力长期过低的局面，再次刺激了第二轮货币化。
上述两轮货币化的互相叠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导致了M2规模居高不下。
这个过程，是一种市场与政府，中国与世界持续反馈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试错，并不存在着一个可以设计的最优货币量。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信用货币大规模和持续膨胀，不仅导致了传统资产价格的上涨，还推动科技资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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