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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洛阳有汉朝设立的《三字石经》（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石碑），虽历经战乱却始终没有损坏。
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时，拆毁石碑用来修建佛塔和僧舍，石碑于是严重损毁，残存的部分被丢弃在荒草中，僧人和俗人随意取用。
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保护，并命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部分，胡太后同意了。
恰逢元叉、刘腾发动叛乱，此事便搁置了。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今甘肃临夏）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率军讨伐。
源子恭抵达河州后，严格命令州郡及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一物，也不得轻易与叛军交战，随后向叛军示以威严和恩德，让他们知道悔改和畏惧。
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
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宦官刘腾，不识字，却多有奸计，善于揣摩他人心意。
胡太后因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将他多次提拔至侍中、右光禄大夫，刘腾于是干预朝政，收受贿赂为他人求官，没有不成功的。
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时，以贪婪放纵闻名。
等到他被罢官回京，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没把中山宫（当地宫殿）搬回来，其余财物无所不掠，怎么能再任用他！”
于是元琛被废黜在家。
元琛便请求做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
刘腾替他向胡太后求情，元琛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后出任秦州刺史。
恰逢刘腾病重，胡太后想在他生前让他显贵。
九月初一（癸未朔），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
北魏胡太后因天象有变化（古人认为天象异常对应人间灾祸），想让崇宪高太后（此前被废为尼）承担灾祸。
九月二十六（戊申）夜，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十五（丁卯），按照尼姑的礼仪将她安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
百官穿着单衣、戴着邪巾（非正式礼帽）送葬到墓地，葬礼结束后就脱下丧服。
十月二十三（乙亥），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前往西域求取佛经。
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过去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在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都设在城外；这是因为僧人与俗人归宿不同，想让僧人在尘世之外清净居住。
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开始违背之前的禁令，从此诏令形同虚设，私自请求建寺的人越来越多，如今都城内的寺庙超过五百座，占据掠夺的民房，几乎达三分之一，屠户、酒馆等污秽场所，与寺庙相邻混杂。
过去代北有法秀的谋反，冀州有大乘教的叛乱。
太和、景明年间的制度，不仅是为了区分僧人与俗人，更是为了防微杜渐。
从前如来（释迦牟尼）宣讲佛法，多在山林之中，如今这些僧人却留恋城市，正是因为被利欲诱惑，无法自我克制，这都是佛教中的糟粕，是佛祖的害群之马，佛教戒律不容许，国家法律也应共同摒弃。
我认为都城内尚未建成且可迁移的寺庙，应全部迁到城外；僧人不满五十人的小寺，合并到较大的寺庙；外地各州也照此标准执行。”
朝廷下诏采纳，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滋养众生。
先帝为此设立禁令，并非要与百姓争夺利益，而是因为盐池之利源于自然，若取用没有章法，有的被权贵独占，有的被附近百姓吝啬把持，贫苦百姓远道而来，却完全无法获取。
因此设置主管官员，让他们裁决监管，兼顾强弱，务必使各方都能得到相应利益。
征收十分之一的盐税，自古以来就有，目的是让远近百姓税负公平，公私都适宜。
等到甄琛上奏请求废除禁令后，绕池居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独占盐池；要说他们设置的障碍和禁令，比官府还严苛，盐的取用和定价全由他们决定。
请求依照先帝的制度，重新对盐池实行禁令，这样更为便利。”
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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