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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汲黯（字长孺）可以卧床会见卫青，与高允相比，又有什么过分的呢！
这难道不是所谓的气节吗！
人本来就难以真正了解，我之前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又在外表看错了他，这就是管仲为鲍叔牙去世而悲痛的原因啊。”
三月二十二日（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西月十一日（甲申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想让大权落在大臣手中，六月初六（戊寅日），将吏部尚书的职位分为两个，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这一职位。
起初，晋朝时，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和声望都很高，与侍中没有差别；后来这个职位的职权变得闲散，任用的人也逐渐不再看重。
孝武帝想提高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就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
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选曹）职位重要，散骑常侍清闲无事，只在名称上更改而不改变实际职权，即使君主想以此区分轻重，人心难道能改变吗！”
不久后，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再次降低，吏部的尊贵地位仍和从前一样。
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己提及，由来己久。
根据《周礼》，选拔官员先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考核评议，再上报给六卿，之后才推荐到天子的朝廷。
在汉朝，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才能，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推举他们担任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再上奏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考察，所以能做到官员称职、很少有失职之事。
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失误很多。
有些人外表忠厚而内心险恶，像猪所居的沟壑一样幽深难测，即使观察言行，仍担心不能周全，何况如今官员众多，仅凭一面之交就决定任用，众多官员的选拔，全由一个部门专断，于是浮躁钻营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
人们谋求官职、追求私利，还加上谄媚亵渎的行为；不再有廉耻之风、谨慎忠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的情况，数不胜数。
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负责传达天子命令的官）、舜坐在君主之位，要实现天下太平、政事清明，也未必能做到，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
孝武帝虽然将吏部尚书分为两个职位，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不过是‘朝三暮西’的做法，又能有什么改进呢！”
六月二十西日（丙申日），北魏文成帝在松山打猎；秋季，七月二十八日（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说法蛊惑人心，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图谋叛乱，拥立高阇为皇帝。
事情败露，八月初二（甲辰日），这些人都被处死，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人。
于是朝廷下诏整顿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违法的惩处办法；除了修行精深、严守戒律的僧人，其余都让他们还俗。
但很多尼姑常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中书令王僧达，年幼时聪明机敏、擅长写文章，但行为放纵、不拘小节。
孝武帝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职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
王僧达自负有才学和门第，认为当时无人能比得上自己，一两年内，就期望能担任宰相。
不久后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因不得志而闷闷不乐，多次上奏请求外放任职。
孝武帝对此不满，从此逐渐将他降职，五年内调任七次，还两次被弹劾降爵。
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上奏的表章言辞偏激，还喜欢非议朝政，孝武帝早己积累了愤怒。
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去拜访王僧达，小步走上王僧达的坐榻，王僧达却让人把坐榻抬走扔掉。
路太后大怒，坚决要求孝武帝处死王僧达。
恰逢高阇谋反，孝武帝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阇通谋，八月十五日（丙戌日），将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对事物的态度来区分的，遵循道义就是君子，违背道义就是小人。
所以姜太公从屠夫、渔夫做起，成为周朝的军师；傅说离开筑墙的劳作，成为商朝的宰相。
明君选拔隐居的贤才，只看才能。
到了两汉时期，这种选拔原则仍未改变：胡广出身世代农夫之家，最终官至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名声显赫。
不像后代那样，把君子和小人分成两条不同的道路。
魏武帝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本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并非用来区分世家大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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