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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这样写道：“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题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本身的此在方式。
本书中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
[12]GerardDelanty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海德格尔引发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反对新康德主义以理解的客观性为目的的解释学模式。
伽达默尔的问题是真理和方法的关系问题。
他不同意理性主义和传统解释学，传统解释学认为真理先于方法，预先存在于理解的本体论结构之中。
伽达默尔从新海德格尔出发，认为理解活动与解释者的文化密切相关，在解释者和被解释者的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桥梁。
解释学的目的在于二者之间进行沟通，在二者之间形成视界融合，而不是完美的解释。
换言之，对伽达默尔而言，总是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主体性，因此完美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伽达默尔认为不可能达到理解作者好于理解本身的地步：我们不可能洞察作者本身，但我们能进入对话，并达到‘视界融合’。”
[1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HamsGeadamer）以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重新思考了狄尔泰等人的思想，从而奠定了解释学的当代形式。
他把解释循环看成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意思，还要根据对方的观点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第一，我必须有能力重建对方的意见。
这意味着我是带着一个‘先见’开始进入对话的，也就是带着一个‘前理解’，其中包括了必要的背景知识。
以此为基础，我才有可能重建对方的意见。
第二，我必须有能力，而且准备根据对方的意见中提出的证据，随时修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意义上，对话的结果便是事先无法确定的。”
[14]
从这个图式中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和理解是在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然而，解释是属于方法范围内的。
对整个作品的解释而言，理解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但却与属于方法的解释结合在一起。
理解产生、伴随、完结着解释，因而也包容着解释。
解释反过来又以分析展开的方式推进着理解。”
[15]
我们认为，解释与理解之间的思想矛盾在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在于，对话的辩证法。
伽达默尔用对话来说明理解，而辩证法在对话中非常重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提出了通过对话的辩证法达到真理的认识途径。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将辩证法发展成为这样一种逻辑模式：
正题：A是B
反题：A是-B
合题：A既是B又是-B。
[16]
当然，哲学解释学也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1.由于强调“先见”
在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因此，解释学有导向先验哲学的保守主义之嫌。
2.由于强调“重现”
在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因此，解释学有导向心理主义之嫌。
3.由于强调“兴趣”
在理解中的重要意义，而“兴趣”
又因人而异，因此，解释学有导向相对主义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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