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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STS的新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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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与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盲点。
于是，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提炼，STS应运而生。
对此，本人曾经在《社会建构主义更多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转向STS”
为题做过梳理，重复内容不再赘述。
一、文献的增补和重读
从文献看，当年的几篇著述依然具有相当的引证率，如《科学的综合研究读者》（MarioBiagiolli，1999）；《观念、机械和价值——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导论》（StephenH.Cutcliffe，2000）[1]；《科学技术综合研究导论》（SergioSismondo，2004，2010）[2]；希拉·贾撤诺夫等编的《科学技术学手册》（由浙江大学盛晓明教授等翻译，北京理工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但遗漏的如下几部著述：如巴赫斯巴（ies）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种社会学研究》（Sology，ay：ASociologicalApproach，Oxford，BlackwellPub.，2006）[3]；S.雷斯蒂沃（SalRestivo）主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百科全书》（Sology，ay：AnEncyclopedia，Oxford，NY：OxfordUyPress，2005）[4]；Y.李（YeunggLee）撰写的《是科学-技术-社会还是技术-社会-科学？一种古代技术史的考察》（Sology-SocietyorTeology-Society-Ssightsfromaeology，IionalJournalofSceEdu，v.32n.14，1927~1950，Sep.2010）[5]。
二、对思想历程的订正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作者曾经概述了STS的发展历程，如希拉·贾撤诺夫等人在《科学技术手册》一书中，对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划分了三个阶段[6]：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多维视野。
与贾撤诺夫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自然主义-“社会转向”
-“社会转向后的更多转向”
来解释STS的发生过程：
第一阶段：人们往往用自然原因解释科学知识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近代的思想家们大体上都是从“自然状态”
推演出社会状态，如洛克、霍布斯以及法国启蒙运动者莫不如此。
这几乎成为现代主义的通则。
第二阶段：后现代思潮发现并打破了“自然主义谬误”
，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用社会-文化原因来解释科学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布鲁尔的“强纲领”
就是如此。
“在我们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布鲁尔在1976年的著作达到了非对称哲学的**。
作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后继者，布鲁尔将涂尔干主义的社会结构看作是太阳的焦点，并将他所说的‘对称’看成原则，要求我们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不仅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也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败。
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成功的科学是用自然原因解释的，而失败科学的解释则诉求于社会原因。
然而，这种对称原则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
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
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
（BrunoLatour，1999：280）
第三阶段：为了克服布鲁尔所倡导的“强纲领”
的不对称，拉图尔主张，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功与失败，我们要同时重视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
“幸运的是，由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要素构成的一维参照框架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相对失误中我们已经意识到，致力于占据主体社会维度地位的各种学派对科学解释的一般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创意。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在自然与社会、事物表达与人事表达之两极的哲学非对称的历史根源（Shapin和Schaffer，1985;Serrs，1987;Latour，1990b）。
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
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
（BrunoLatour，199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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