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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谓的正题和反题，其实就是不同个人知识之间的争论，而合题则是对这种争论的扬弃或包容。
这种扬弃或包容当然具有公共知识的品格，但同时也是更高层次的个人知识，因而有待于通过新的争论实现自我超越。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科学知识就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的辩证法，其中蕴含如下规则：第一条规则认为，科学知识是由大量的地方知识和少数的普遍知识所构成的；第二条规则认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不是两种不同的科学知识，而是同一种科学知识的两个不同的环节；第三条规则认为，在科学知识构成中，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是不平衡的，普遍知识具有更大的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可接受性；第四条规则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的交替变化，其中大致包含三个阶段：大量地方知识的涌现（阶段一），少数地方知识试图超越当地范围走向普遍知识（阶段二），这些普遍知识导致或促进了新的地方知识。
[1]〔美〕R.K.墨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365～366页。
[2]〔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7页。
[3]SeeBrunoLatour：ReassemblingtheSotrodutoAetwork-theory，Oxford；NewYork：OxfordUypress，2005.
[4]SeeStephenakiweenNatureay，Massachusetts：HarvardUyPress，1995.
[5]SeeSergioSismondo：AnIntrodutoSdTeologyStudies，Malden，MA：BlackwellPublishingLtd，2004.
[6]本文早就注意到现代经验主义的内在矛盾：科学的个人主义（参见〔以色列〕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200页）和科学的普遍主义（参见〔英〕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9～210页）。
科学的个人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享有高度自由的个人行为，他的研究活动既不应该受社会目的的制约，也不应该受社会利益的驱使，科学活动的基础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特称表达”
（Rudolfap：Meaniy，Chicago，TheUyofChicagoPress，1956：2）；科学的普遍主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的真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它的发现者没有权利将他的科学发现窃为私人财产或用以个人牟利。
参见安维复：《从国家创新体系看现代科技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7]PaulEr：SostructivismasaPhilosophyofMathematiy，StateUyofNewYorkPress，1998：206.
[8]PaulEr：SostructivismasaPhilosophyofMathematiy，StateUyofNewYorkPress，1998：207.
[9]〔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2页。
[10]对此，康德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
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其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
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
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是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
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做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
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是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
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5页。
）
[1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4～25页。
[1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5页。
[1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7页。
[14]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区分可谓源远流长，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和笛卡尔等近代哲学家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
但现代意义上的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区别主要来自于休谟、莱布尼兹和康德，特别是康德提出了分析性判断和综合性判断的划分，并以“先天综合判断”
何以可能的追问开启了现代认识论研究。
[15]关于经验和基本命题对科学理论的基础地位问题，奥托·纽拉特（Ottoh）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的《基本命题》一文中，纽拉特指出，“基本命题与其他现存的命题并无区别”
，“统一科学的每一个规律和每一个物理主义命题以及它的分支学科都服从于变化，基本命题也是可变的”
，“被抛弃的命运也可以降临在基本命题的头上”
，“我们也允许抛弃基本命题的可能，一个命题的确定性条件是它服从于证实”
，“既不存在着基本命题也不存在着不服从证实的任何命题”
，“并不存在着以约定的基本命题为科学起点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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