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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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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发现和辩护问题其实是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环节，也可以理解为两种密切相关的知识形式。
科学发现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个人知识（或地方性知识），或知识被个人（当地）所拥有的状态；科学辩护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公共（普适）知识，或知识被社会认可的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发现和辩护及其关系问题理解为个人（地方性）知识和公共（普适性）知识及其关系问题。
从传统观点或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知识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系统，但在后现代思想看来，科学知识仅仅是地方知识，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知识。
我们的问题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能否相通？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借鉴蒯因、布鲁尔和拉图尔等人的思想工具，认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是同一种知识的两个环节，因其具有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可接受性等共享因素。
如果某种科学知识仅仅在当地实验室得到检验，只能回答当地问题，只能被当地共同体所接受，那么这种知识就是地方知识；但如果某种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实验室的检验，能够回答比当地更多的问题，能够被更多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这种科学知识就从地方知识变成是普遍知识。
同样，如果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知识不断丧失其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集体认可，这种科学知识就有可能从普遍知识蜕变为地方知识，甚至走向科学的反面。
一、科学知识：在个人性（或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
科学知识有两种“形象”
：在现代主义或标准科学哲学看来，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但在后现代主义或“理性的社会转向”
看来，科学知识是与特定的“实践和文化”
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一旦某种知识获得了逻辑经验主义意义上的证实，这种知识就可能成为普世性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并不依赖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个人或社会属性；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也都与此无关”
[1]。
因此，这种理解的科学知识拒斥个人主义、特殊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种族中心主义。
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这种科学知识观遭到了批判，认为科学知识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地方性知识，如“集体认可的知识”
（布鲁尔），“语境中的科学”
（塞蒂纳），“实验室中的科学”
（塞蒂纳-拉图尔），“行动中的科学”
（拉图尔），“多元文化中的科学”
（哈丁），“作为实践和文化中的科学”
（皮克林），“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
（HelenE.Longino）等。
正如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的界定较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
这一观点将优先性不是赋予了特定场合的语句，而是赋予了特定的场合——即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做（或能够做）什么。
在我看来，甚至理论知识也必须按照这样的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
[2]
当然，地方知识的观点也遭到了来自科学家和传统观点的抵制，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就是明证。
近年来，思想家们试图在普遍性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中间路线，如拉图尔（BrunoLatour）的角色网络理论企望科学知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3]；史蒂芬·科尔（StephenCole）等人企望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4]；S．西斯芒多（SergioSismondo）企望走向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5]，等等。
纵观之，关于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大致有三种立场：第一，继续坚持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如绝大多数科学家以及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不能受到社会因素的污染；第二，反对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倡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其支持者包括社会建构论者和后殖民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等；第三，希望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各种中间道路，支持者队伍包括拉图尔和科尔等人。
从地方知识支持者的角度看，普遍主义的知识观难免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可能导致知识霸权和精英统治，其实质是把某个共同体在特定条件下发现的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定理论当成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沙文主义或科学帝国主义。
从普遍知识的角度看，地方知识难免相对主义、社会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拒斥人类可能共享的普遍价值以及其他民族拥有的先进思想，其实质是将本土或当地的科学知识当成最高的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
本文的问题是，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桥梁？不仅如此，寻找这种沟通的桥梁可能导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理解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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