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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
[10]
然而，柏拉图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国”
目的。
原因有二：其一，他的理念论建构了但也解构了他的“哲学王”
思想；其二，古希腊距产业革命尚有千年之遥，因而不可能实现知识立国的主张。
当然，这并不影响柏拉图开技术统治论之先河。
二、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
作为一个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培根在学术进步上并无太大建树，但其思想的解放意义却不容低估。
因为他率先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
这一醒世之语。
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在他的晚年预见了一个由技术统治的思想社会。
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有一个叫“所罗门之宫大学”
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它不是一个靠行政权威发号施令的地方，而是一个行政、科研、教学、实验、生产、宗教集于一身的学术机构。
“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本源和它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11]科学技术人员既是“所罗门之宫大学”
的最高权力者，也是“新大西岛”
的最高权力者。
比较而言，培根消除了知识中的神学因素，消解了柏拉图“哲学王”
中的理念论情愫，创立了以“新工具”
为中轴的近代技术-社会理论。
但是，培根的思想亦有不足：其一，在理论上培根的思想既无洛克、笛卡尔之严谨，也无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精深；其二，在培根时代，资产阶级尚无取得统治地位，更不用说技术阶层了。
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产业革命前夕，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技积累和基本国情十分接近，但是，产业革命却率先发生在英国，并给英国带来一个强大的工业社会。
这种巨大的反差深深地刺痛了一个法国人的心，一个真正学者的心。
这个人就是昂利·圣西门。
首先，圣西门看到了学者和实业家对法国社会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五十名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的化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的机械师，五十名第一流民用和军用工程师……五十名第一流银行家，二百名第一流商业家……法国总共失去了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
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人。
在全体法国人中，他们是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
民族要是一霎间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句没有灵魂的僵尸，立刻沦落到区居于今天正同他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只要这种损失没有得到弥补，只要新的领袖没有出现，他将一直处于这种从属地位。”
[12]
既然学者和实业家是“人类中最有智力的成员”
，那么，世界就应该由他们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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