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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把结果（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这些结果产生的环境等同起来。
因此，在对知识论断做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家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语境以决定性的地位。”
[27]
实验室研究恰恰解释了这种科学的语境性。
“让我们且把可变的规则、决定标准的摆动、研究的当地特质、工序的机会主义以及科学家对语境限制的巧妙运用等当作研究的机会主义逻辑的不同方面。
使人们放心的是，我们发现其他实验室的研究恰恰正在开始证实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逻辑。
正如我已表明的，科研成果可以被视为选择的复杂合成物，而这些选择从这里阐明的索引的意义上说随语境而变。
同样清楚的是，一旦实验室的选择业已形成为一种科学成果，其中构成的这种科学成果的偶然性和语境性选择就不能再进行分化。
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语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结果非语境化了。”
[28]
不仅如此，科学方法也不是普适性的，而是语境性的。
正如诺尔-塞蒂纳所说：“为了还原科学的语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进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
鉴于我们在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现场所发现的机会主义逻辑，‘科学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当地性定位和当地性扩散的实践形式，而不是一种非当地的普遍性范式。
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而不是无语境的。
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有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
[29]
哈丁的结论是：“知识体系总是‘地方性的’，呼应并承载着利益和关切的印迹；这种利益和关切，有可能可以、也有可能无法为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所分享。
幸运的是，这其中足够多的部分通常是能够共享的，并且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有用信息的交流。
同样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那些文化差异往往具有组织知识生产之工具箱的功能，而并不仅仅扮演传统科学哲学所描述的牢笼的角色。”
[30]
从这个角度出发，哈丁并不把现代科学看成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体系，而是把它看成是具有西方文化印记的地方性知识。
为此他提供了5点理由：第一，殖民主义的科学冒险事业，是彻头彻尾地为维护欧洲人及其在本土和世界各地的殖民事业服务的。
它们被专门设计用于为欧洲从其他国家攫取更大的利益，以及维护这种攫取所必需的社会统治形态。
第二，欧洲大陆科学不能与殖民事业和其他扩张主义事业的后果分离开来，或者说不可能不受后者的影响。
这些描述披露，欧洲殖民地的建立对欧洲科学的发展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第三，在世界某一地区的殖民活动不仅使该地区，而且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资源流向欧洲。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所实施的殖民计划，都允许欧洲人成指数地扩张其能力，以获取世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供应上不成比例的巨大份额。
第四，殖民主义经常有意地、不过也往往无意地彻底破坏当地的科学技术传统和资源，以便对欧洲更有利。
第五，“二战”
后实施的所谓发展政策，实际上使下述怪现象得以存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
。
[31]
[1]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28～29页。
[2]〔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与〔荷〕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4～5页。
[3]对文化的广义定义来自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55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
他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创造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原生态之外，所有由人添加上去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文化。
这里，人工创造的东西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客观文化、硬件产品；另一类则是主观文化、软件产品。
硬件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如房屋建筑，交通公路，电视电脑，以及各种机器工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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