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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中国人被迫留辫子且要刮净除辫子外头部其余地方，满族人很快变得比汉族人自己更汉化。
通过仅仅保卫自己的港口不受所有来自西方的外国拜访者的侵袭，中国文化略获喘息之机。
但这个喘息之机使其更彻底地凝固了，其坚硬度是我们听闻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赶上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比革命前的旧俄还要严格。
文学发展冻结了，即便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其形式亦老旧有如古代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镶嵌图案工艺。
科学不再进步。
如果某人碰巧发明了一个新物件，这个物件会立刻被视作愚蠢与不良的东西而遭丢弃，就像我们自己中世纪的军队努力废止使用氯仿（一种清澈、无色、比重大、有香味的**，氯仿曾一度被广泛用于人类及兽医外科手术，现已普遍被低麻醉性且较易控制的药剂取代）一样。
因为他们是如此彻底地与外部世界隔绝，他们从未有机会看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自己的军队是最强大的，自己的艺术是人类曾经创造的最优雅的艺术，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领先，以致将其他任何国家与自己相比都是荒谬的。
其他许多国家曾试着以温和的方式推行排外政策，但总是以一场灾难告终。
自从16世纪上半叶早期开始，中国人允许少数来自葡萄牙、英国及荷兰的“洋鬼子”
定居于两三个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以谋求在对欧贸易中获得利润。
但这些不幸的外国人的社会地位令人极为不满。
他们就像一个可敬的混血医生——他被迫与弗吉尼亚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的代表团同乘一条船——一样被对待。
当英国于1816年派遣贵族阿姆斯特（杰弗里[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活跃于北美的英国将军，1759年攻占了泰孔德罗加要塞和克朗角，1760年攻占了蒙特利尔]的侄子，他于1817年在圣赫勒拿岛拜访了拿破仑）请求天子减轻英国商人在广州所受之苦时，他被告知觐见（朝见[君主]。
觐，jìn）陛下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在王位前磕头。
磕头意指“在神圣的宝座前将头在地面上磕三次”
，一位荷兰船长值得这样做，因为一旦他在接待室外磕头，他知道他会带回故乡足够其安度余生的茶叶与香料。
但英王的代表所处地位就不同了，阿姆斯特草率地拒绝了，结果他连北京城的大门都未允许进入。
与此同时，欧洲受益于詹姆斯·瓦特的发明而日益富裕起来，他们使用蒸汽机以勘探我们这个小行星，他们大声叫嚷要征服一个新世界。
中国自然是名单上的头一个。
敌对行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不全是白种人过于膨胀的骄傲感，更非那个马赖神父事件——他在1807年作为第一个欧洲传教士到达了广州，他告诉中国人基督教实际上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以及为何他们得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其时统治中国的那些博学而思想狭隘的清政府官员严格遵从孔子的教诲，他们拒绝使百姓放纵于无度输入中国的鸦片。
但英属东印度公司还是从针对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百姓的鸦片贸易中赚了数百万英镑。
他们坚持向中国输出鸦片，于是中国政府禁止他们登陆。
于是这就导致了1840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惊呆了，他们完全比不上他们所蔑视的洋人，在数世纪主动地与世隔绝期间，他们远远落在了别人后面，甚至还能否赶得上都是疑问。
这种担心并非多虑。
自从鸦片战争的悲惨日子开始，中国已彻底处于西方人的怜悯之下了。
无论不远之处谁在打仗似乎都要依旧继续耕收的中国人，有时也警醒到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第一次表达不满的起义爆发于约80年前。
那时中国人将自己国土的不幸归罪于“外族”
即清政府头上，他们在反抗战争中崛起，解放自己。
当清政府正忙于与英法交战时，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他们停止刮脸，剪掉辫子，但帝国军队——先由一个名叫华德的美国工程师领导，然后改由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统率，戈登是虔诚的基督徒，学识渊博的神秘主义者——对于这些可怜的误入歧途的起义者来说极为强大。
结果就是起义者推举出来取代满族人的“皇帝”
与其所有妻子嫔妃一同在南京的皇宫中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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