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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统治着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当权者们固有的亚洲式的帝国观念会阻碍一个地区的正常发展——如果这个地区每一种财富都等待着懂得如何开发的人才到来的话。
俄罗斯并没有开发西伯利亚的草原、森林以及矿藏，而是将其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狱。
第一批犯人于17世纪中期到达这里，正是乐马克越过乌拉尔山的50年后，这些犯人由一群拒绝以东正教仪式进行弥撒祷告的神父组成，他们被押至黑龙江沿岸，冻饿而死。
自那时起，男囚与女囚（经常还有孩子）的押送队伍在这里就未间断过，他们被押至荒野，这是由于他们欧式的个人主义观念与作为旧俄政府基本律条的亚洲式集体主义观念产生了冲突。
流放潮于1863年达到高峰，正是最后一次大波兰起义爆发后不久，那时5万多个波兰爱国者由维斯图拉河畔迁至近邻的托木斯克（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的一座城市，是重要的河港和工业中心）与伊尔库茨克（俄罗斯中南部城市，是一个工业中心，同时亦是横穿西伯利亚铁路的一个大站）。
关于这些非自愿移民总数量的具体数据未曾保留下来，但保守估计，在1800年到1900年之间，这时在国外势力的高压下，制度进行了轻微改革，年平均流放人数约为2万人。
然而这还未将普通的刑事犯、谋杀犯以及小偷计算在内，他们通常不被列入犯下思想重罪的男女犯人中——这些男女仅仅错在过于热爱自己的人民了。
当他们的实际流放期结束后，幸存者可获得流放地附近的一小块土地，被允许成为独立的农民。
从理论上看，让白人定居于这个国家的计划是极好的，这可以使帝制政府向其欧洲的远亲显示一幅如画般的景象——在西伯利亚的所有荒野中亦有某种程度的文明制度，“刑事犯”
被教养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从事生产的一员。
然而实际上，大部分的所谓“自由民”
从地表消失了，连靴印都没留下。
也许他们与当地部族一同生活，与基督教文明告别；也许他们拼命逃跑，被狼吃掉了；我们不清楚。
俄罗斯警方的数据显示，约有3万到4万逃犯四处游**，他们藏于深山老林中，宁可吃尽苦头也不回监狱——“小父亲”
（指沙皇）的屋子。
但帝制旗帜已不在西伯利亚上空飘扬，现在是苏维埃的旗帜。
一轮新牌局开始了，但他们还是出同样的牌，因为他们是鞑靼血统。
当俄罗斯的物物交换与农奴制的旧农业体制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体制，这是人所共知的。
在林肯签署废奴法案前几年，俄罗斯农奴获得了自由。
为了养活他们，农奴被赐予一小块土地，但土地从来不够大，且经常被其主人夺走，结果主人与从前的奴仆都举步维艰。
而外国资本一直垂涎广阔的俄罗斯平原所蕴藏的矿产资源。
他们兴修铁路，开拓航线，欧洲的工程师们一路跋涉，进入这些泥泞的半亚洲式村庄，周围是巴黎大剧院的复制品，这些工程师们不住地自问情况怎么会是这样。
曾给予俄罗斯王朝建立者们勇气以尝试种种不可能的原始而野蛮的精力已消耗殆尽。
由神父和女子环绕着的一个羸弱的男人，现在戴着彼得大帝的皇冠。
他以皇冠作抵押，向伦敦与巴黎借钱，接受他们的协约，这纸协约迫使他参加了一场在其多数臣仆看来是可恶的的战争，就这样他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凭证。
一个身材矮小、宽额头的男子——他是西伯利亚流放大学的毕业生——接管了烂摊子，开始重建工作。
他抛弃了欧洲的旧模式，也抛弃了亚洲的旧模式。
他将一切旧有模式悉数抛弃。
他建立了一个永远将眼光望向未来的制度，但这仍是鞑靼人的眼光。
未来将会如何，百年后我们才会知晓。
我将现在的俄罗斯向你做一个模糊的概述，于此也就够了，但只能是极为模糊的概述，因为该制度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下。
时间将会证明一切，俄罗斯大平原毕竟已经醒来，俄罗斯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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