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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差，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一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
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
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
并没有实现。
性格坚毅的当家人快刀斩乱麻，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空间，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
关于这次汇率改革，《激**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
德国的《商报》随即评论说，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一点都没错，德国《商报》一语中的——三年之后的1997年，正在缓步但是步伐坚定地走向产业空心化，因而渐渐走下坡路的亚洲“小龙”
“小虎”
们，被索罗斯们一击成功，进而陷入了全面困境。
实际上，它们早晚会如荣国府一般轰然倒下，索罗斯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
只是，先知般的德国人没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个因素——除了汇率急剧下调，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国国内的国企改革，也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极度降低。
于是，第三个效应——以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计价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大跌（亦即第二个效应）为背景，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开始是低端制造业，接着是中端制造业，最后慢慢地，高端制造业也在向中国转移。
顺理成章地，我们立刻就能推测出来：作为当时全球低端制造业的中心，产业外流首先发生在“小龙”
“小虎”
们身上，很快它们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龙”
“小虎”
们在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遭遇，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激烈而另类的表现而已——用哲学上的话来讲，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
：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过程表现得如此激烈乃至于惨烈，就只能用“偶然”
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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