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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对甲骨书法颇有研究。
他常在公余之暇，挥毫临习甲骨文刻辞。
据曾跟董作宾从事殷墟发掘、研究的石璋如先生回忆，董先生认为研究甲骨，摹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
他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勾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着摹写上面的卜辞。
董作宾这里使用的方法正是书法临摹中的勾填法。
尽管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准确地复制、记录甲骨文，但这样长期不懈地摹写，客观上使董作宾对甲骨文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过渡、发展到艺术审美阶段，从而使他的甲骨文临摹上升到较高的艺术层面。
在他留下的甲骨文书法中，有不少就是对甲骨文的忠实临写，不仅在字形上，在布局上亦是，也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甲骨文书法在面目上很接近甲骨文原貌，起、收笔皆尖锐，无疑是在模拟甲骨锲刻状。
然而在董作宾书写的甲骨文楹联中，这种模拟锲刻的痕迹变得弱化了，代之以书写意味，如其所书“不教春雨侵人老，亦见东风使我知”
联，虽然字的收笔仍尖露成悬针状，但起笔调锋逆入，浑厚饱满，骨力内敛。
在笔法及结字上，可以看出董作宾吸收了金文书法的特点，故书写显的朴实、敦厚。
布局停匀大方，疏密得宜，在甲骨文的书写上，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据严一萍先生回忆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四百多字的长篇挽联。
其结体纵横开合，上下错落，浑厚劲削，绵里藏针。
董作宾从甲骨文拓片的临摹走出来，带着自己的个性与面貌，启迪着后人。
郭沫若作为甲骨文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其甲骨文书法却不多，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书法条幅。
1950年汪一庵为所集董作宾、汪一庵书法的《集契集》一书稿本作序，1960年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一期上。
1976年日本欧阳可亮据稿本重新书写，以欧阳可亮、董作宾、汪一庵三人名义由日本春秋书院出版《集契集》，全书共有对联182幅，诗91首，词77阙，令6首，共356篇。
董、汪原《集契集》稿本1978年10月由严一萍在艺文印书馆出版。
严版集词87阙，其他与欧阳版相同。
另外，国内还有一些甲骨学家，甲骨书法造诣也颇足称道，丁佛言所书甲骨豪芒雄健、结体疏放；容庚书甲骨则笔力犀利、造型古朴；商承祚书作运笔苍劲、体态端凝；胡厚宣先生则笔锋挺劲、神情俊朗；陈邦怀书挥笔工整、书韵秀雅；而王襄所书则篆势盘拿、拙中见巧，返璞归真，显示出前辈学者对甲骨文书法的精深研究。
因为写得不多，故他们的墨宝更为珍贵。
此外叶玉森与柳诒徵二先生是学者又是艺术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甲骨文书法创作。
叶玉森所书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
“得殷契之神采，用笔纵横排傲之势，兼有刀契与笔写之特点，有方有圆，笔意自然贯通；有大有小，参差错落有致；而且字体形态稳重，笔势生动，文字布局虚实相倚，从外形到内涵都给人一种含蓄的对称美观之感”
“寓刚于柔，与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弘毅刚劲相映成趣，其线条极精致细腻，颇有书卷气息，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得殷代甲骨文书家的笔意而少刀意的甲骨文书体的创造与借鉴，较罗、董更趋谙熟与圆融”
。
天津李鹤年先生以毕生精力精研甲骨文书法，兼善多体，于所写甲骨文直溯殷契。
虽笔致中锋方圆兼有，而天趣盎然，古风犹存。
特别是尖头尾、肥当中的笔画，无纤弱之弊，多生动之机，作品流走通畅，令人叹绝，受到国内外甲骨文书法家的广泛推崇。
国画大师黄宾虹以山水成就最高，他以笔墨“写”
山水，笔趣墨韵开一代风气。
黄宾虹对书画线条的深刻理解与锤炼便来自于他的篆书。
黄宾虹以金文篆书最为常见，但其中自由地融入了甲骨文的笔意，形体疏朗，结字简古，运笔轻松活脱，风格介于甲骨文与金文之间，似与不似，妙接无痕，是艺术上成功借鉴甲骨文并将甲骨文写活用活的一代书法大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甲骨书法或甲骨篆刻作品已比较普遍。
研究甲骨文书法的人数和将甲骨作为创作体裁在一些大型展览出现的频率都大大提高，作品质量也有了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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