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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字的单字数目已接近五千字，异体字与合文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同用笔书写的文字相比较来说，甲骨文虽然存在着线条单调的缺陷，但其符号数目如此庞大，完全足以克服这个缺陷所带来的审美不足。
中国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除了毛笔本身的变化功能，汉字字形的多变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是甲骨文建立了汉字字形的基本模式——方块字，也建立了汉字书写的章法模式：纵向书写模式。
同时，在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只不过经过刀刻之后，笔情墨趣被淡化甚至被掩盖而已。
金文是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字体。
这种文字与甲骨文的刀刻不同，也与后世文字纯用毛笔书写不同，它是工艺制作的产物——先刻后铸的文字。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特别强调，主要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金文字虽然首先是书写的，但已经经过刻模、浇铸、打磨等数道工序，以致使许多笔画已经失真，用毛笔不能再重复它。
同甲骨文类似，金文也是一种纯实用的文字，但它的应用范围已突破了甲骨文，包括祭祀、训诰、征伐、赏赐策命、记功、盟誓、契约、婚嫁等。
金文由于其材质坚硬，多数保护得比较完整，加之刻铸者的精心设计，使其有了更为明晰的章法安排，比甲骨文更让人赏心悦目，更具艺术感染力。
由于周王朝统治范围的局限，加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人为造成文化阻隔，使得金文字出现了一字多形的混乱局面，这种情况对文化交流非常不利，但从书法艺术意义上说，却给金文书写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文字资源。
青铜器以钟鼎为主，也兼有兵器、酒器及其他类型的器皿。
金文的使用范围显然远远超出甲骨文，举凡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浙等地，凡是周王朝统治所及，都有金文字在使用。
金文书法，线条比甲骨文更加浑穆厚重，也更能表现毛笔的趣味，而结字章法的错落有致丝毫不减，加上铸造过程中的工艺加工，青铜器数千年沉埋地下所造成的金石气息，更增添了金文书法的艺术趣味。
小篆是古文字阶段的最后一种书体，也是使用时间最短的一种书体。
小篆及大篆的命名，自秦始（有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秦书八体说）。
这种书体使用范围一方面受其书写难度局限；另一方面更因为秦王朝的短暂，实际上根本没有推行开。
小篆在秦时属于官书范畴，而当时实际上的通用文字则是秦隶。
现代考古不断有春秋、战国和秦代的简书出土，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时隶书的书写面貌。
小篆同前期的甲骨文、金文比较，第一次出现整齐划一的格局，无论是单字结构还是整体章法都失去了先前文字那样错落自然的特点，而与政治上的统一特点相一致。
这在文字上有规范和推广普及的意义，但其艺术性则明显被削弱了。
即作为书法的书写书体，在以后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小篆也从未处于主导地位，它使用最多的场合则是各种印章。
隶书的典型无疑是东汉隶书。
虽然先秦隶书（称作秦隶）与东汉隶书源流皎然，历历可察，但从风格上看，秦隶显然与汉简一样，都属简书系统。
因使用年代的先后不同，故也有人将先秦隶书称为古隶。
汉代疆域的扩大，无疑使隶书的使用范围超过此前的其他书体，这既包括简书，也包括汉隶碑刻。
简书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简书，四川青川木牍，山东临沂西汉墓汉简等，主要分布于西北的甘肃、青海、华北的河北、内蒙古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等省份，可以说汉王朝统治所及，都应该有汉简的存在。
相对于简书墨迹而言，汉代碑刻更具汉隶特征。
汉代刻石又以东汉为主，西汉现有十种左右刻字传世。
东汉碑刻，传世者有一百余种，大部分为碑刻，也有摩崖刻石。
摩崖刻石如《石门颂》《西狭颂》，多篆意，富古趣，不如东汉隶书华丽。
东汉隶书，点画波挑特征加强，隶书特征明显，总体特征为字形优美、结构紧凑。
但由于碑刻众多，故风格也各有不同。
以质朴的《张迁碑》、华丽的《华山庙碑》、流畅的《曹全碑》为代表。
需要一提的是，汉以前的大部分碑刻皆不落书家姓名，汉以后这种情况则开始改变，书家姓名渐渐为人所熟知，东汉以后就更为明显。
蔡邕便是历史上完全可信的较早以书法出名的人物。
作为汉代书家，他的代表书体自然便是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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