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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运。
在希腊化时代，这些传统的海上交通线仍然是希腊与外部世界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而且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他们的船舶不仅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地区，还航行在印度洋上。
在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里亚、腓尼基的各个港口、罗德斯岛、科林斯、拜占庭和黑海之间有了定期的通航。
向西航行可以达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以及非洲北岸的迦太基等地。
印度洋上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埃及的东岸到阿拉伯地区，另外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口到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
另外，埃及的船只还往来于东非沿岸，经过埃塞俄比亚后还绕过非洲东部最突出的香料角，向赤道方向航行了一段路程。
不过，在看到海上交通继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以及黑海的贸易依然常常受到海盗的威胁和劫扰，小亚南部、克里特岛等地都成为海盗的聚集地。
就希腊化时代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而言，与农业和手工业相仿，贸易中心也出现了明显的东移。
在希腊，昔日繁华的商贸中心雅典和科林斯失去了有利地位，日渐衰落。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爱琴海上的提洛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商业中心。
通向埃及、马其顿和西部地区的航线都要经过该岛，提洛岛为地中海上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安全和便利的中转站，从埃及和东方地区运来的商品都要先集中在这里，然后运往意大利；岛上商人云集，商铺和货站林立，盛极一时。
此外，在希腊化时代，罗德斯岛东北部的罗德斯城也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商港。
罗德斯城的水手以诚实和技巧而闻名于世，他们还战胜和赶走了海盗，从而使这个岛屿成为地中海东部海域商船的保护者和避难所。
罗德斯的繁荣主要依靠转运贸易，出口和进口的一切货物都要缴纳关税。
在这里，来自埃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各种货物被安全地运送到希腊和西部各地。
罗德斯与罗马有着长期的往来，从公元前3世纪初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它一直保持着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
在小亚细亚，从前作为贸易中心的米利都也被以弗所取而代之。
以弗所是从东方的大夏、印度和伊朗经过西亚全部大道的终点，因而成为“意大利与希腊贸易的总集散地”
[10]。
希腊化时代的拜占庭也由于其连接地中海和黑海海峡的有利位置，通过征收通行税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在小亚细亚的内地，迦拉太的帕西纳斯城和密安得河畔的阿巴米亚城也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在叙利亚海岸，塞琉古一世建立的赛琉西亚港既是叙利亚王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它成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诸王争夺的对象。
在希腊化时代所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
它既是埃及设在地中海沿岸唯一的商埠，也是尼罗河河运的终点，既集中了尼罗河流域的食品和手工业制品，也集中了从埃塞俄比亚、非洲东部、阿拉伯和印度等地运来的商品和原料，这些大宗的货物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各个地区。
亚历山大里亚集中了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对于希腊化时代的商业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品种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拓展，也要看到其经营、管理和交易方式上的变化。
首先就是与商业活动有关的种种国家管制和税收制度的普遍化和规范化。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不仅建立起严格的对食盐、硝石、宝石、象牙、香水、香料、油、酒等重要商品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专卖制度，而且对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实行全面的监控，货物从入港到出港，从生产地到消费地，所到之处都会有专人收取各种税费。
正像全国的土地在理论上都属于国王那样，国家的一切资源也是如此，专卖、租税和特许证等制度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就是为专制王权来服务。
在罗德斯岛这样的自由港口，入港和出港等通行税也是制度化的，虽然没有国王，但也具有国家管制的性质，税收归国家所有，在性质上与埃及亦别无二致。
希腊化时代商业活动的第二个变化就是货币体制和货币制度的广泛建立。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以及其后的塞琉古王朝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货币经济在亚洲各个城市得到了传播。”
[11]希腊化各国都铸造和发行了贵金属和铜制的铸币，货币经济和货币流通成为普遍的现象。
虽然币制并不统一，但不同币种之间的交易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标准，正如杜丹所言，“在希腊化东方的三四种主要币制中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12]。
货币的流通和使用还为各地的商品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希腊化世界中，用货币来结账或通过银行来结账已经变得十分通行了，在商业发达的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纸币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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