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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写生、古波斯楔形文字的拓片、拉丁化注音、英译文及注释、古波斯楔形文字字母符号表等。
他利用这个三语言铭文，在完全不知道格罗特芬德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的成就的情况下，采用了格罗特芬德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楔形文字。
同时，爱尔兰的爱德华·兴克斯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的许多提法和罗林森的主要成果有共同之处。
至此，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符号和语言的重要之点已经很清楚了，释读工作基本完成，剩下的只需做一些微小的修改和纠正。
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埃兰文和巴比伦文的释读成为可能。
而大量的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考古发现为这两种文字释读成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罗林森等人很快就识别出埃兰文的200多个符号。
1847年，罗林森再次来到贝希斯敦临摹了巴比伦文部分，共计112行。
他和兴克斯对巴比伦楔形文字部分的释读很快取得了成功。
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对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日臻完善。
《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成功，为波斯帝国史的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释读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的同时，对古代波斯历史遗迹的考察和发掘也在进行，并取得了许多的成果。
如在苏撒、帕萨尔加迪等地进行的发掘，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物，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包括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文献、阿拉美亚文的文献、阿卡德语的文献和埃及的世俗体文献等）。
在古代波斯帝国语言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100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在继续运用古典作家提供的资料、《圣经》的资料的同时，又运用了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方面的资料，对古代波斯帝国的历史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这些成绩既反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也反映在有关世界古代史的一些重要书籍中，如苏联科学院的十卷集《世界通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剑桥古代史》等；还有的是专著，如《剑桥伊朗史》，兴克斯的《波斯史》，丹达马耶夫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初期的伊朗》、《阿黑门尼德帝国政治史》、《公元前7—前4世纪巴比伦尼亚的奴隶制》，丹达马耶夫和卢康宁合著的《古代伊朗的文化和经济》，库克的《波斯帝国》，卡尔达西亚的《穆拉树档案》，斯托尔普尔的《企业家和帝国》，马尔提洛香的《埃吉贝商家》等。
我国学界对波斯帝国史的研究相对落后。
在20世纪60年代时，主要在齐思和和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和任凤阁的《希波战争》中有所反映；80年代后，孙培良写了《居鲁士二世》发表在《外国历史名人传》中，李铁匠发表了《巴尔迪亚政变辨析》、《贝希斯敦铭文介绍》等论文，还出版了《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一书，其中，古代波斯帝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两本关于波斯帝国史的著作，一本是伊朗人扎林库伯写的《波斯帝国史》，另一本是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这些必将促进我国对古代波斯帝国史的研究。
[1]《阿里亚拉姆涅斯金版铭文》题注，参见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26页。
[2][古希腊]色诺芬：《长征记》，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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