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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希波战争后，波斯帝国统治的地区同希腊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已不可能，波斯统治者截断了希腊人进入波斯市场的道路，波斯帝国广大地区的市场已不再对希腊人开放，小亚西海岸原来的希腊城市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
即使在西亚、北非、小亚、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地区，波斯帝国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有破坏作用：波斯人的征服和统治，打乱了以往这些地区交流的正常秩序和规则，破坏了交流的某些条件。
这种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波斯帝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现在是在波斯征服者提供的舞台上进行的，它明显地打上了掠夺者和征服者的烙印；波斯人以一个落后民族征服了众多的先进民族和地区（埃及、西亚和印度河流域），于是交流和交往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向先进地区和先进民族输出的奴隶、原料和财富，现在却因这些先进地区和民族被征服，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作为俘虏而变成了奴隶，输往了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
这种逆向的交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原来落后地区和民族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以破坏原来先进地区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代价的。
波斯人每年向被征服地区征收的大量贡赋，波斯人在各地强占了大量耕地就是证明。
因而，这种交流是被扭曲了的交流。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波斯人征收的大量金银都被熔铸在波斯帝国的国库里，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这也破坏了交换的条件。
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地区，在近三千年的时期里，曾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是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学习的圣地。
但是，经过300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也背上了很多沉重负担。
有些原本是它们值得骄傲的东西，是它们对文明的贡献的东西，是它们的优势的东西，在公元前1000年代时，可能已经变得陈旧，已经成了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障碍。
例如，曾经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象征之一，并对其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虽然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有过发展和变化（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曾经演变为僧侣体文字、世俗体文字），但由于其体系繁杂，始终未能发展为字母文字，因而始终未能为广大的普通群众所掌握，一直只是由少数统治者掌握和垄断。
到公元前1000年代时，这两种文字均已落伍，成为文化发展的障碍。
而此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腓尼基字母文字、希腊字母文字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
波斯人统治时期，虽然楔形文字仍在流行，但阿拉美亚文字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且被用于波斯人的官方文件中。
又如，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祭司这个群体（就其曾经掌握过文字、观察天文、医治疾病等方面而言），到公元前1000年代，由于他们聚敛财富，传播愚昧，甚至操纵权势（特别是在埃及更为明显），这个群体实际上已经成为顽固的保守势力的代表，成了社会发展的赘瘤。
另外，埃及和西亚的某些生产技术、某些典章制度、某些传统，在其文明之初，可能曾是先进的、起过进步作用的，是促进文明进步的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民族和地区已经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改进了，进步了，而固守这些东西的埃及和西亚就变得落后了，那些曾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可能已成了进一步改进的障碍，那些传统和典章制度也可能已成了历史进步的阻力。
可能正是这些沉重的包袱拖了古老文明的后腿。
而波斯人却以一个新兴民族的姿态出现于地中海之东，没有任何包袱和负担。
它征服了埃及和西亚等许多比它先进的民族和地区，并吸收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包括生产技术和典章制度等），建立起一系列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但它毕竟是在近东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并未能完全摆脱近东历史中的某些陈旧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背上了西亚、北非古老文明的某些包袱。
此外，西亚和北非的古老文明在近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矛盾：奴隶、农民、手工业者同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与神权的矛盾、军事行政奴隶主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工商业奴隶主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中小奴隶主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王室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等。
当波斯人还处在国家形成初期，内部矛盾还未激化时，它在征服其他地区时，常常会利用各地的各种矛盾。
如它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时，就曾利用过当地的王权和神权之间的矛盾，利用过当地的民族矛盾，因而它能兵不血刃地攻占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
但是，当波斯人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之后，它也就把这一切矛盾（阶级的、民族的矛盾）统统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它成了矛盾的焦点，一切被它征服的、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包括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阶级都把仇恨集中到了它的身上，它成了众矢之的，从而促成了波斯征服者同被征服者之间的更为深刻、更为尖锐、规模也更大的不可比拟的矛盾。
公元前522年发生的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上台执政以后各地的起义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事件几乎震撼了整个波斯帝国。
而原来各地区、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则或暂时降为次要矛盾，或暂时消沉下去。
波斯征服者（特别是在大流士统治时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巩固对这广大地区的统治，曾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来缓和这些矛盾，如利用和拉拢各地原来的统治者，利用各地原来的若干法律，或在制定法律时考虑到原来的法律精神，利用原来各地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一些条件使各地原来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继续进行下去等。
但波斯统治者毕竟是剥削者和征服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和激化起来。
再加上波斯征服者上层腐朽性增强，失去了原来生气勃勃的精神，因而，公元前334—前325年的亚历山大东征，使一个如此庞大的波斯帝国，竟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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