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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到6世纪末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执政时期的情况，我们只能说这是波斯人对被征服各国的军事统治。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居鲁士统治时期，以及后来的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波斯帝国根本没有固定赋税，只靠藩属进贡”
。
所谓“贡”
，显然就是恣意聚敛的杂捐，而不是由常设行政机关明文规定的租税。
[3]
但是，现在，一些研究者指出，波斯帝国早在居鲁士二世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赋税制度。
[4]其根据如下，例如，第一，在居鲁士的圆柱上的铭文说：“从上海到下海的宇宙中的所有国家，住在宫殿里的所有那些国王，以及住在天幕里的所有西方国家的所有那些国王，他们都给我送来厚重的赋税，吻我的脚。”
[5]第二，在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中说：“这些省归属于我……它们在我的统治之下。
它们向我缴纳贡赋。”
[6]第三，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里记载：“位于印度河以西直至科芬河的全部领土上居住着属于印度的部族阿斯塔西尼亚人和阿萨西尼亚人……这些人古时受亚述统治，接着又受米底统治，所以后来又臣服于波斯。
他们奉居鲁士之命，以自己地区的物产向他交纳贡赋。”
[7]第四，据希罗多德所说，在玛哥斯僧夺取王权期间，“曾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地去宣布免除他们3年的兵役和赋税”
。
尽管，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统治的36年里，他们一直处在对外征战时期，征服了从中亚到小亚的广大地区，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征战上，不可能有很多精力去建立剥削被征服地区的制度，更何况，波斯人刚刚进入文明时代，形成国家，国内的统治制度尚处在建立的过程中，对刚刚被其征服的地区，就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统治和剥削制度。
再加上，战争给波斯人带来大量的战利品。
这对原来像是处于穷乡僻壤的波斯来说，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因而也必然是大喜过望的，对于如何长期剥削被征服的地区，大概也还来不及细想。
这一切使它不可能立刻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赋税制度来。
但对于任何征服者来说，征服绝对不是唯一的目的，目的也绝不会是战争时期的掠夺，而是要在战后长久的剥削。
更何况，波斯人曾受过亚述和米底的统治和剥削，也对新巴比伦王国如何剥削被征服地区有所了解。
所以，波斯人对如何剥削被征服地区不可能毫无所知，毫无准备，毫无设想。
因此，在大流士之前，波斯人大概就应当已经有了对被征服地区进行剥削的赋税制度，但可能很不完备。
到大流士时期，由于经历了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上台后的两次人民起义，使得波斯统治集团不得不更注重于制定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和剥削制度，尤其是高墨塔宣布免除3年的兵役和赋税，显然反映了被征服地区居民对波斯人的赋税制度的不满。
因而波斯统治者不得不把制定稳定的赋税制度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不能说在大流士之前波斯人没有自己的赋税制度，大流士制定的税收制度绝不是白手起家的，它必定是既借鉴了亚述人和新巴比伦王国的制度，也借鉴了自己的传统，并总结了高墨塔事件的教训，从而制定出比较系统和比较完善的波斯帝国的赋税制度。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大流士在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行省的同时，还规定了每个行省应当交纳的货币税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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