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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宏观性的政策譬如1994年《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2002年“十六大”
报告中对文化产业的定性、2005年“非公经济36条”
的出台以及2012年“十八大”
报告提出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等。
这些文件虽不涉及电影产业的细节问题,但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解决了电影产业的性质归属问题,是电影产业政策得以出台的有力保障。
另外就是涉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以及技术等诸多环节的具体的产业政策,譬如20号令《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和30号令《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以及《电影管理条例》等,而单独针对民营电影产业的政策并未出现,其相关条文都内含于具体的电影产业部门政策之中。
纵览这些政策性文件,我们不难发现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和政策制定者,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微妙的职能转变。
结合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弥补市场失灵缺陷,有效配置资源”
[8]和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来看,中国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已然阶段性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2008年300多家制片单位中,约有270余家民营影视公司作为新型制片主体参与到电影制片生产中来[9],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华谊兄弟、保利博纳、光线影业等。
凭借政策优势,华谊兄弟尝试多种投融资方式、立体结构,拓展自身的产业布局;而博纳在进一步稳定发行优势的基础上力拓全产业链模式;光线影业后来居上,探索个性化的制片与发行模式。
与中影集团一道,这些民营影视公司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电影产业格局中最重要的因子。
从早期仰人鼻息的尴尬角色到今日中国电影产业布局中的耀眼身份,这背后是国家电影主管部门不断反省自身角色,积极应和时代挑战,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修正政策,坚持宏观调控和微观引导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有这样的佳绩,当下的电影产业政策和政治环境尚未完全到位,政策的颁布相较民营电影活跃的市场表现而言也常常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行业的开放性、公平性以及资源配置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小民营影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依旧突出。
譬如,电影产品形态的“非物质性”
,赢利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变数,使得银行或其他信托投资机构很难有效评估电影项目的可行性,以至于民营电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拿到必要的投资,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小成本规模影片的制作发行等。
因此,如何通过合理、及时的产业政策调整现有布局,使未来几年的中国电影真正做到“大片主导、中片支撑、小片补充”
的梯次分布的合理格局,使中国电影业尤其是民营电影业在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凸显自身的快速应变的市场化能力,打造符合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优势,鼓励探索新类型、新题材和内容创新,进一步推动文化软实力“走出去”
和中国文化艺术产品“走出国门”
,为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文化新一轮的繁荣以及产业链的完善提供更加及时、贴切的政策保障,这一切都是摆在我们电影主管部门面前的新问题。
[1]林丽宁:《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民营企业:民营影视公司的新模式》,《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
[2]参见厉以宁:《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3]唐榕:《电影投融资:现状透视与体制建设》,《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
[4]参见单忠东主编:《民营经济三十年——思考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2页。
[5]刘藩:《产业政策杠杆撬动中国电影强国梦——兼论“国办9号文件”
》,《电影艺术》2010年第4期。
[6]以上数据均出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
[7]参见万鹏:《刘玉珠:文化体制改革不是“文化产业化”
》,人民网,2012年11月12日,theory.people..20121112c148980-19551491.html。
[8]刘藩:《产业政策杠杆撬动中国电影强国梦——兼论“国办9号文件”
》,《电影艺术》2010年第4期。
[9]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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