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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由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终于揭开了面纱，结果正如大家预期的那样，这部电影法令是对近几十年来已经实践过的电影相关政策法规的一个综合提升。
在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国家已经对有意从事电影摄制等相关业务的市场主体和资本性质不进行任何限制，不再要求这些企业“有符合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
仅这一条，就已经扫清了民营企业进入电影业的一切障碍，将市场准入门槛降至最低。
此外，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以投资、捐赠等方式进入电影业，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也使民营企业可以轻装上阵，专注于优质内容的生产。
事实上，从2003年广电总局正式组织起草《电影法》，到2008年草案被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及至2011年年底《电影法》面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稿，正好跨越了中国电影产业化殊为关键的十年。
从对电影性质的厘清到对电影生产、发行、放映等专业环节的认知；从对市场主体小心翼翼地放开到对市场主体性质的确认；从对电影产业性质的确定到“非公经济”
的推波助澜，人们看到的是民营电影产业相关政策不断摸索、反思、触底、放开，看到的是政府不断调整角色和自身职能、尊重市场规律和特殊文化产品规律的思维巨变。
现实情况是，自法令颁布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2010年超过100亿元票房的成绩之于国家和整个电影产业无异于一支强心剂，与此同时，利好形势的快速发展令人目不暇接。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已达217.69亿元——仅仅用了三年，这个数据就刷新了2010年的那个“里程碑”
数据。
而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消息，2013年前三季度的票房累计达164.25亿元——几乎等同于2012年的全年票房（170.73亿元）。
[6]2013年中国故事片产量638部，全国总票房同比增长27.51%，其中国产片127.67亿元，国产电影票房前十的影片无一例外都有民营企业的深度参与，而以万达为首的民营院线公司更是在院线前十名排行中占据绝对优势。
看上去，在这么多年电影相关政策法规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电影市场无疑在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此外，继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文化产业定性之后，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
，以及“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
显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角色的电影还将在此基础上获得必要的政策保证。
不过，在市场形势令人激动的状况下，国家将更为看重电影企业的文化担当，如十八大报告描述的，“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或许在这一点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的表述更为清晰。
他认为将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简单理解为文化产业化是片面的，相反，提供给市场的作品应该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冲突的。
文化产业首先应当是文化，其次才是产业。
[7]
其实，从全球看，中国的电影产业相关政策已经是十分利好的了。
譬如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鼓励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担保机构依法为电影企业提供支持等政策，都已经是国际电影产业常用和通用的政策了。
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当下的民营电影企业事实上已经处在相当好的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中。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电影已然获得了快速良性发展的基本政策保障。
综合以上梳理与论述，关于民营电影产业政策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历时性和政策性质两个方面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即，从新时期以来至1993年，因为没有真正作为市场主体自主经营的电影企业，因此那一时期的政策只是服从计划管理模式之下的一种电影事业政策；1993年以后，电影事业单位开始转企改制，市场化改革拉开帷幕，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是由市场化向产业化的一个过渡，它较多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产业化初期的雏形，但其实际操作中更多也只是一种边缘化的、擦边球式的实践。
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涉及产业性质的已经是2002年了，并且它无疑是以院线制的改革为标志的。
其次，电影产业政策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前提息息相关的。
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在自身的历史节点上积极呼应宏观文化改革举措的互动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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