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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实现生产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个税种”
[5]。
《决定》虽然还是没有触及本质问题，但毕竟已经打破了之前大一统的管理经营方式，而将电影业变事业化管理为企业化经营，重新厘清了它的生产性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有民营资金涉入电影制片，只不过在初期它们实行企业化运作，大多体现为独立制片的形式。
其中起步最早的有张刚导演于1985年创立的“南昌电影电视研究所”
。
张刚拍摄了“阿满系列”
喜剧电影，名声大噪。
此外，还有曾经拍摄过《女模特的风波》、《风流乾隆》的、由原北影导演肖朗创立的“金岛影视公司”
，著名导演谢晋与上海恒通企业合作成立的“谢晋-恒通影视发展公司”
以及滕文骥创立的“创世纪影视公司”
等。
[6]仅从这些公司出品的影片类型和名称上，就不难看出民营资金渗入电影制片时那种超强的设计思维与市场意识。
不过，与下游市场的敏感反应不同，即便电影体制改革的呼声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政策导向却还是趋于保守，显得过于谨慎和僵化。
譬如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文要求:“未经国务院批准的电影制片厂不要再拍故事片。”
而1985年文化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也发文规定“个体、集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一律不得办电影制片机构”
，“已经成立的电影拍片经营机构应当立即停办”
[7]。
很显然，电影消费作为一个新的问题，在电影创新与电影行政管控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交集关系，电影观念和机制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从行政干预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政策服务，真正实现电影有序管理以至法制化管理，需要更为有效的措施与操作层面的渠道和方法。
传统的计划经济系统在电影产销上已无法有效运转，它不仅需要一个体制改革和保障，还需要由另外一个经济系统来代替。
更新一轮的电影政策变革由此呼之欲出。
[1]参见包同之、张建勇：《电影体制改革：回顾、思考与展望》，《当代电影》1990年第4期。
[2]同上。
[3]马敏、傅才武：《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文化政策问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同上。
[5]唐榕：《改革开放30年电影体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见《改革开放与中国电影3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页。
[6]参见刘帆：《制度创新与民营电影经济的发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7]参见刘帆：《制度创新与民营电影经济的发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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