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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上海金栋相影视制作公司、广东大和影业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北京联盟娱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亿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这七家民营企业结束代理发行的局面，正式拿到发行执照。
其中，博纳公司迅速成长为新兴力量，几乎垄断了中国香港的影片在国内的大部分发行。
1999年成立的博纳公司，2003年11月20日与中国保利集团旗下的东方神龙影业公司资金重组，成立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其历经十余年创业拼搏，发展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发行民营企业，并成为国内首家获颁“电影发行许可证”
的民营公司。
随着对港资的放开，保利博纳经营范围从单一的发行商开始向制片、发行、院线垂直一体化方向努力。
以保利博纳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投资电影大展拳脚，成为从影片制作到城市影院建设的重要资本来源。
在影院建设方面，“2003年成都紫荆影城、广州飞扬影城均投资3000万元以上，建成达到国内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多厅、数字技术电影城。
在浙江，横店集团于2003年7月以1600万元的竞标价击败竞争对手上影集团，购得杭州市电影公司39%的股权;横店集团亦参与了在中国电影市场有重要分量的院线之一——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
中信文化2003年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
[5]。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重塑市场主体，让自身拥有更多绽放的生命，同样受制于很多因素的影响。
2001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改革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意见》强调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充分考虑精神文明的需要。
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或背景关系，使得电影生产与意识形态范畴相联系。
意义生产过程，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化的要求，电影业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具有了文化政治学的含义。
2001年，随着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西方电影以成倍的规模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
[6]美国不但会用几十部现成影片转移大量中国观众的视线，而且会有一个长期的扩张计划——所谓的东方战略和反向创新战略，在影片题材选择和表现上增加中国元素，第一时间抢攻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在中国开合资公司，建合资影院，开辟东方院线等。
2004年，广电总局发布“43号令”
，允许在中方控股51%的条件下，外资与境内民营电影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这是对国有、民营资本和外资在中国电影业中的角色、作用等进行的新一轮的定位。
新规定激发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
到2004年年末，电影生产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境外资本、民营资本参与拍摄的影片达到80%。
在制片方面，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润影视等民营企业相继成立。
其中，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卖座片的投资方，与中影、上影、西影等国有电影企业既有合作，同时又展开竞争，并逐步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
其中，1995年成立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影制作、发行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公司投资拍摄了由张艺谋执导的几部故事片，如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2001年的《幸福时光》等。
该公司的影片尽管比较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较多反映民俗与市民生活，但是，在市场呈现的无穷的交互圈中进化、适应、探索，很快地进入了商业电影的制作语境。
从《英雄》、《十面埋伏》到《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几乎每部都占据着全国各地影院的主要票房。
在2013年以前，与该公司长期合作的是张艺谋。
在张艺谋的创作史中，作品的创新性似乎包含着一些由精神层面做出的决定，而这种转型和决定又受到环境（包括商业与市场环境）的约束。
他的人生转折之路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也让他一再感念红色**的内在意义（这在《三枪拍案惊奇》中还能看到残留的印迹）。
因此，把问题引向与精神内涵相对应的散文式的环境、产业结构和市场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见。
中国电影人文气息淡薄，面临深层次文化危机，一沾到经济以至金钱关系的议题和游戏化的气息，就不可能超越“通常”
的形式和主题，这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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