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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痼疾既是当前导致我国高校建立学部制的原因，也是希望借助学部制来解决的问题。
（三）知识变革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的知识增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点上。
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自1901年以来，由不同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成果获奖比例一直呈递增之势（见表7-1）。
表7-1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交叉学科获奖情况
另外，除自然科学内部交叉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普遍。
例如，解决“疯牛病”
不仅涉及兽医病理学、神经生理学、微生物学、动物营养学、流行病学，而且涉及农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甚至国际法。
[21]在工程领域，当今没有哪一项大工程可以不与民生和经济发生联系，这当中既会涉及工程学，也会涉及经济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
也只有通过这些学科交叉，才能解决工程建设或工程制造中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知识与技术。
同样，一些社会科学如人口学，本身既是统计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交叉的结果，同时，人口学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学、社会学、优生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发展。
可以说，当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高等学校也只有顺应这一变化，才能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而一旦背离了这样的趋势，不要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了，就连自身发展都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在很多领域，做出这种区分要么是为了叙述方便，要么是仅存在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之中。
这种融合不仅直接改变了高校的知识生产方式、高校的地位与办学模式，而且对高校的学科发展与社会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Gibbons）等人将知识生产方式区分为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以对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知识生产。
在第一种模式中，人们对所生产的知识的评判依据是知识的内在标准，是其可验证性。
知识生产是在学科范围内进行的，知识分化是知识发展的动力。
而在第二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功用性是评判知识的标准。
知识的范围与界限由社会决定，知识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需要，知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如世纪之交由中外多所高校、大量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人类基因组工程”
等。
这些表明，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界限的模糊与融合，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将越来越由知识生产模式1向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并存与融合转变。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式的发展模式（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创新相结合）将逐步取代哈佛大学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
[22]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
不仅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而由米尔顿·弗里徳曼（MiltonFriedman）构建的货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修正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对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类似的现代化理论、行为科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结构经济学等，都难以按照传统的标准来区分它们到底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虽然我国也有一部分高校试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知识生产界限，促进学科融合与交叉，但是，由于观念与学术组织结构的限制，成效有限。
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高校的发展，削弱了我国高校对国家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贡献。
这成为推动我国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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