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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人的发展规律。
高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成人，他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禁锢或限制他们的自由思考和独立探索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教育方法主要应该是疏导和引导。
第三，这种高等教育哲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哲学。
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全面开发人的素质和潜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如同杨叔子先生指出的那样，教育是“育人”
而非“制器”
。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
的人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存，但对五育的理解和实施是比较片面的。
如德育方面，主要突出人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政治忠诚等；智育方面，主要是教师的灌输和学生被动地接受；体育、美育、劳动等常常被作为智育的附庸，可有可无。
这样的教育哲学完全是工具理性的，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在这样的教育哲学指导之下，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专家和专门人才，但很难培养出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大师级的人物则少之又少。
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曾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莫言、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
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科，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方面，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
也就是说，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培养得太少。
年纪大一些的同志中有一些是很优秀的，但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还是创造性等方面，和前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为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2]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人文关怀，缺乏非智力因素的开发与培养，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四，这种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不断创新的哲学。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
同样，任何哲学思想都需要不断创新，没有创新的哲学必将走向僵化和衰亡。
在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确定为我国的政治哲学，苏联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哲学成为指导高等教育的唯一哲学。
哲学思想上的单一和封闭，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
我们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难以进行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
这种僵化和教条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董健先生把“**”
前和“**”
中的指导哲学形象地概括为“政治实用主义”
和“‘左’倾教条主义”
。
应该说，这两种哲学是客观存在的，它深深地浸**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之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改革开放，就是要解除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创造宽松、自由的思想氛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鼓励大胆探索和积极争鸣。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集体，迅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将中国拉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在思想上，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正确结论，并在实践中坚持批判性地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多元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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