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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自治的权利主要为当前校内人员的现实利益服务，学校就没有前途，当前校内人员没有前途，学校的自治也难以维持长久。
大学自治哲学的要旨不是简单地排斥外部控制，更不是否定大学要承担的责任，而是在自治条件下大学更能够承担它的责任。
二、回应时代变革
大学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经历最少变化的少数几种机构之一。
“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
[5]。
克拉克·克尔曾做过一个统计，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名字、以同样方式、干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
[6]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大学维持了基本面貌和核心价值。
大学是“以悠久的传统和实践为基础的机构”
[7]，传统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了它们对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几乎在任何时候，大学都是谨慎地检查自身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看每一个变化是否符合自己的传统。
“大学有一种管理风格，更熟悉保护过去而不是为未来准备”
[8]。
从发展史看，大学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机构，管理权经常掌握在保守的教授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
现代社会中的传统大学（像牛津），像是装修新潮的房子中的老式家具。
保守的性格维护了大学长久的生命力，维持了机构的稳定和持久价值。
但事情经常是两面的。
研究大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学一直在经历着变化，虽缓慢，但持久。
社会在发展和变化，一所拒绝因势而变的大学，无法维持持久的繁荣。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东·肯尼迪（DonKennedy）说：“学术文化养育了一整套有利于当前事态的政策和惯例，以期穿越可能的未来。
这是保守主义的特征，或许更是衰老的表现。”
[9]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意大利，到英国、德国、美国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变化。
1862年，美国国会《莫雷尔法案》宣称：“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
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10]后来的历史证明，由该法案开启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以及高等教育积极回应社会变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支撑起美国20世纪高等教育繁荣的支柱之一。
“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还要开拓新的道路来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那种认为大学可游离于变化的世界之外、其他社会机构应努力适应我们角色的想法和做法，在今天已经过时了。”
[11]
但是，自治经常成为大学中的保守势力拒绝回应社会变革的挡箭牌。
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努力，经常受到大学的抵制。
“公共政策的目标无论如何合理或者公正，政策本身常常被受到顽固的院校的传统和既得的利益高度影响的履行过程所拒绝或否定。
尽管政府和其他部门多次试图改变大学的组织，高等教育领域的很多著作都是关于大学组织所显示的非凡的社会稳定性。”
[12]美国国家学术委员会（NationalissionontheAcademicy）1996年的一份报告也批评说，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管理结构是不合适的，“每次，当高等教育应当是警觉和灵敏的时候，它却缓慢和小心翼翼，被传统和管理机制束缚，不允许时代所要求的责任和果断。”
[13]
应该看到，对于大学来说，如果不想最终失去独立性，不想被社会抛弃，必须在新的时代寻求自我调节，以回应社会对大学的各种要求。
用阿什比的话说，学术机构必须通过对资助它们的社会“足够敏感”
和“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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