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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几乎找不出一所大学完全没有参与有政治意义的活动。
现代大学也有责任承担政治性的使命,正如它要承担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使命一样。
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思想和制度,为人类带来了福祉,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保存和发展这些思想和制度,是现代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学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主不单是制度,民主还是观念,是态度,是行动,是生活方式,没有坚持民主观念的公民的表达和行动,就没有民主。
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是每个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杜威在1944年反思战争时说:
人生态度和努力是实现国际和平目标、促进经济安全、利用政治手段以增进自由与和平以及发展世界民主制度的战略中心。
凡是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人,必定能看到教育在培养习惯和态度上的基本重要性;这些习惯和态度是个人能够和热切达到和平、民主与经济安全的目标。
[6]
教育对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
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
[7]
大学必须承担研究、解释和宣传民主思想,在学生中建立起民主观念的任务。
然而,大学宣传民主思想和在学生中建立民主观念,不意味着采用一般的政治宣传的方法,向人们灌输单一的、绝对的、没有反思的观念。
这种方法本身就不是民主的。
使用非民主的方法宣传民主思想,是一种讽刺,也无法真正达到目的。
大学的武器是理性和理智,宣传民主思想,也不可以放弃这个武器,否则,大学与政府和政党的宣传机器就没有区别了。
这意味着大学应该用严肃的、认真的、理性的、审视的、反思的方式对待民主思想,以及自由、平等、正义思想,把它们放在理性的解剖台上向人们展示。
应该坚信,尽管它们已经是人类的主流价值观,是支撑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始终不是教条,不是理性探索的禁区(理性探索不应有禁区),一些问题仍需要解释和说明,比如,民主制度要避免多数人的专制,不能为了平等而完全不顾及效率,避免平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等等。
[8]“大学和学院里发起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论辩和研究,可以让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更适合于这样的社会”
[9]。
在教学中,应允许和鼓励学生对这些思想进行讨论,提出不同意见。
大学要守护民主的理想,同时也要用理性解构任何宣称绝对权威的东西。
同时,应该坚信,对民主思想的理性探究,并不会动摇民主的根基,反而会使它的真理性更加彰显。
或许如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所说的那样,宗教信仰只有信才能认识,自然理性对宗教信仰并无帮助,但民主理想不同于宗教信仰,它需要有理性基础。
事实上,马克斯·韦伯主张的事实(或理性)与价值二分,并不是一般真理,在很多情况下,价值观都是植根于事实和理性的,甚至人类思想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大学教育不应夸大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割裂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对教育来说是危险的,二者结合是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在教育过程中,无须恐惧学生对民主思想提出各种质问,这并不会动摇学生对民主的信仰,反而会使学生更加看到它的真理性。
相反,禁止对民主思想的理性探究和提出不同意见,才会窒息民主制度。
一个相关问题浮出水面,即大学守护民主理想的使命和学术自由的关系问题。
一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理性将他引导到了民主的反面,告诉他我们的社会由精英来统治,而不是由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统治,会更加有效,人民也会更加幸福;另一位研究者声称他发现的证据表明,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完全是一个编造的神话”
,那么,大学是否允许这些研究者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呢?学术自由原则不允许大学剥夺这些学者的发言权。
对大学来讲,不能以守护一种具体价值为由,损害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学术自由。
因为取消了理性原则,大学就失去了其核心价值,何谈要承担什么责任?真理在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和研究,以及以学术服务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当然,大学的价值不会高于民主社会。
但是,民主社会如果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还能寻找别的基础吗,还能长久吗?社会上流行的反民主的思想并不少见[10],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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