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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学教师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牛津大学首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rosseteste）的光学研究等，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原创的、质量上乘的科学著作，多数创作于大学之外。
英国诗人杰弗雷·乔叟（GeoffreyChaucer）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当时在英格兰找不出几个大学人士能够企及他在天文学计算方面的专业知识。
[5]意大利画家达·芬奇（LeonardodaVinci）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绘画技艺来自在韦罗基奥（AndreadelVerrocchio）作坊的10年训练，而他在科学及其他方面的成就，跟大学同样毫无关系，完全来自自己的探索和实践。
事实上，在大学内部，科学经常由于与神学的紧张关系而受到教会的压制。
1210年，教会开始在巴黎查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自然哲学，禁止在大学公开和私下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及其评注。
1228年，在一封精心准备的信中，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Ⅳ）指责神学被哲学控制，哲学理论玷污了神学，而哲学本应是神学谦恭的奴仆；试图以自然理性支持信仰，只会削弱信仰，自然因为认识才信，而信仰是因为信才能认识。
教皇要求教师教授纯粹的神学，不掺杂任何能引起变化的世俗自然科学因素。
[6]
总的说来，大学在其历史早期，不像它在今天一样是如此重要的社会机构，社会对它的期待不像在今天这样多，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承担如此多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在当时，大学机构仅为少数人提供服务，对于多数人来说，大学是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机构，社会生活也不像今天一样如此依赖大学机构。
尽管早期大学主要服务于教会，但地区性世俗力量从没有放弃对大学控制权的争夺。
在它们与教会对大学的争夺中处于劣势的时候，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大学。
最早是在西班牙，古老的萨拉曼卡大学即是阿方索九世在13世纪初创立；随着1378年欧洲天主教内部大分裂[7]，地区性权力趁机扩大了对大学的控制权；而15世纪兴起的中欧、北欧和东欧各国大学，多由王室创立。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迫使大学更多地服务于地方性目的，比如，培养服务于地方的官员和有地方意识的公民，研究和帮助解决地方性的问题等。
16世纪，宗教改革瓦解了欧洲统一信仰，语言和文化开始地方化，大学不可能置身这个进程之外。
18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大学被更多地要求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机构。
拿破仑（NapoléonBonaparte）要求教育与国家的目标相一致，民族主义教育理论开始出现，而与法国战争的失败激起了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费希特（Johae）、黑格尔（GeWilhelmFriedrichHegel）等人完善了民族主义教育理论，而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创立的柏林大学则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
历史是吊诡的。
作为胜利者的法国人坚信他们以专制的方式要求大学服务于国家目标是正确的，而作为失败者的普鲁士人却不得不寻求管理教育的新方式。
他们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给予大学充分的学术自由，不要求大学即时服务于国家具体目标。
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长提醒政府，如果国家希望从新大学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大学为政府的某些具体需要和利益服务。
[8]普鲁士人相信，生气勃勃的民族智识活力是国家的力量。
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机构。
德国人的创造力成就了19世纪德国大学的繁荣。
一直到19世纪中期，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特定社会责任，大学基本上还是“象牙塔”
，闲暇和沉思居优先地位。
但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雷尔法》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法律规定，政府要向每一个州提供土地，以“资助、支持和维护至少一所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术的科目，各州政府可比照此规定制定办法执行，以促现实生活诸多职业和专业中工人阶级的普通教育和实践教育”
。
[9]在当时看来，这是非同寻常的。
不再固守“象牙塔”
传统，建立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为社会提供多个方面、多种形式的服务，在德国人之后，美国人创造性的变革，推动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新时代。
阿什比称拆除大学校园的围墙是大学的演变过程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是美国对高等教育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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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知识社会、全球化和民主化背景下，各国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大学的实际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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