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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大学的教育与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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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大学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教授学生既定的知识体系，而在大学教育中，教师要与学生共同面对未定的、边界不清晰的知识。
大学是在人类知识发展的最前沿开展教育活动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仅像基础教育一样传授知识，同时，它还要保存知识、整理知识，以及探索新知识。
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础教育是知识的中转站，在这里，教师将他们在大学学习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而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中转站，而且是知识的储蓄库、编组站和生产厂。
一、科学研究在大学的兴起
尽管大学教育相比基础教育的区别，以及大学对知识的责任，自现代大学出现就一直存在着，但它们被清晰地认识和特别地强调，还是从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厅厅长威廉·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科学研究统一原则开始的。
这一原则的提出，有特定背景。
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自柏拉图开始，而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近代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最好延续。
西方理性主义坚持先验理性对现实和实践的优先性，认为世界只能在基于普遍理性或绝对理性的认识中得到理解；哲学以及所有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后两者经常被当作哲学的一部分）的任务，在于发现和分析作为普遍理性的真理本身；认识真理过程，不仅是理解世界的过程，也是人本身得以现实化的过程。
1806年耶拿之败后，高涨的民族主义**并未燃尽普鲁士人的理智，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将复兴普鲁士的希望寄于人民的力量，认为有理性、有知识的公民是国家和社会复兴最牢固的基础，在胜利者法国的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国民力量更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大学是最适合承担培养理性公民责任的机构，学术共同体是理性社会的典范。
大学仍然要把学生培养成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但培养过程必须是教师帮助学生寻找真理的过程，这种教育是一种以纯粹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普通教育，而不是实用职业教育。
洪堡认为，在实用职业教育和以纯粹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两种教育模式决定于不同的原则。
普通教育意在加强、尊崇和指导人本身，专家教育将只提供实际应用的技能。”
[1]洪堡和他同时代的精英们，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的理性公民改革国家和社会。
洪堡的柏林大学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建构的。
以纯粹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普通教育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科学和学术取代传统大学中的学生成为被优先考虑的事情，洪堡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
前者并非为了后者而存在。
他们在大学都是为科学和学术。”
[2]柏林大学从一开始就将致力于科学研究作为教师的主要任务，而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问题来考虑；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新知识，大学也不再是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3]；大学课程是教师和学生探索的科研课题，课程大纲直接以当前的研究为基础。
洪堡直截了当地将他的教育计划称为通过科学进行教育（Bidungdurschaft）。
玛格丽特·伯蒂尔森（MargerataBertilsson）将洪堡关于大学的理想总结为四个“统一”
：它不仅把科研和教学联合起来，而且“通过哲学把各种经验科学联合起来”
，“把科学和普通教养统一起来”
和“把科学和普遍的启蒙结合起来”
。
[4]在洪堡的理想中，科研并非像今天一样是高度专门化的，甚至不是经验主义的，更非功利主义的，而这些活动应该放在“哲学学部的合适的学科如自然哲学的安全的控制之下”
。
基于这种思想，洪堡提升了哲学学部在柏林大学的地位。
在传统德国大学，哲学学部相当于中世纪大学的文学院，主要实施普通教育，为学生升入其他专门学院打基础，地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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