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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机构是无所不能的，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
比如一间企业，有很多事情值得做，像提高员工的薪酬、服务社区、支持环境保护事业、慈善捐助，等等，但企业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是为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为股东赚取利润。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做所有其他高尚的事情都不能以损害其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的实现为代价。
它不可以不计成本地提高员工的薪酬，不可以整天给它的员工放假，不可以允许员工在上班时间随意参加社区服务，不可以将保证其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投资拿来做慈善事业。
大学同样不是无所不能，它也需要坚持自己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
克拉克·克尔说：“校园首先是一个学习的中心，用赫钦斯的话来说越来越变为一个‘学习的社会’。
它是对一切需要教学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人，给予和接受高水平的教学的杰出的场所，是通过科研和反思获得知识并且使知识可以给予所有对它有兴趣的人的杰出的场所。”
[5]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为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创新知识，保存和传承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跟随理性追寻真理。
大学所做的任何工作，同样不可以以损害教育质量、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为代价，不能以抛弃理性和真理追求为代价。
大学的“美国模式”
得到广泛肯定，但也经常受到批评。
批评者认为，美国大学“大规模地符合社会的需要已使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危机和损害学术价值的压力和**之中”
。
[6]由于亟于帮助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并且有大量经费唾手可得的**，大学已经忘记了要去分辨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工程学科、政策学科、管理学科迅速发展，并在学校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学科的教授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而历史、哲学以及古典学科不断萎缩；建立诸如道路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方政府研究所、城市犯罪研究中心等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机构，而像历史、哲学研究机构却为生存而挣扎；接受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委托，承担没有学术价值、校外咨询机构完全可以完成的研究项目，而基础科学研究、人文学科研究却得不到经费支持；教授们热衷于担任营利和非营利机构的战略、法律、技术顾问，而在校内工作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
教授和一些管理人员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而受害的是学生、大学事业，最终受害的是社会。
学生得不到教授们应有的关注；教授的学术责任意识降低，由于成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顾问，并从这些机构获得薪酬，威胁到他们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威胁到他们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大学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下降；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被搁置。
这些情况岂止仅在美国存在？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获得研究经费和报酬，个别大学、个别教授甚至可以将法律和道德抛在一边，更不用说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
大学及其成员应该认识到，大学的智力资源并非其私有财产，教授的学术活动也并非他们的个人事务。
大学教育是公共事业，大学的智力资源是公共资源，教授的学术活动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
所以，大学和它的教授都没有权利滥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对于大学其他资源，比如资金、设施和设备等，同样如此，这些资源是大学完成核心使命和实现核心价值所必备的条件。
在大学准备为一件事情投入时间、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时候，它必须为这些行动寻找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如此使用这些资源最符合公共利益，对完成核心使命和实现核心价值最有效率。
大学需要认真对待和积极回应民众接受大学教育的诉求，现代社会既有扩大大学教育规模的要求（知识社会、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也有扩大大学教育规模的条件（经济发展）。
扩大大学教育规模有非常充分的合理性。
然而，大学教育规模与其总体质量像是跷跷板的两端，此消彼长。
克拉克·克尔说：“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院校。
这导致过度使用设施，教学人员和学生不满，以及学术标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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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大学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冲突，要求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教育质量问题，而不能将扩大招生规模作为忽视教育质量的借口。
尽管我们基本肯定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大学大规模扩招，但对此次扩招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大学教育机构确实尚未在资源、教师、管理等方面为如此大规模的扩招做好准备，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大学的容纳能力，扩招的速度过快，使不少学校教育工作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没有对扩招全面规划，在制定和实施扩招方案的时候，没有同时制定和实施质量保障方案。
在规模与质量之间，应保持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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