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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学活动,就需要考试,这是教学的基本规律。
如前所述,人们所反对的,与其说是考试本身,毋宁说是考试的异化,而围绕考试的种种异化又往往有着超越教育的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只能逐步地克服、逐步地减轻。
解除附着在考试身上的魔咒,让教研室和教研员从来自考试的“原罪”
中解脱出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与考试相关的工作,是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二,彻底解放思想,摆脱“为尊者讳”
的潜规则。
考试在中国成为“雷区”
,其实还存在另外的思想根源,由于某种原因,人们一直讳莫如深,迄今少有讨论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关于考试的一系列观点。
在“**”
正式发端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若干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其中许多涉及学校考试。
就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主要如下。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林枫、章士钊、陈述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人参加。”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主席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
[2]
同年3月10日,毛主席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的二月来信作了批示,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
讲授又不甚得法。
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3]
1965年7月3日《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
材料的批示》,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
如何请酌。”
[4]
1965年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
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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